究分析日本大本营的动向，提供情报供各国参考。协会工作繁忙时期，工作人员就有20多人，后来缩减到四五人，春涛的表弟朱汉英是当时的驻会秘书。
1940年，周恩来同志介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罗申（后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来找春涛，请他帮助了解当时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活动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阶层和各党派的一些动态。春涛给罗申送去不少情报。1941年春涛得悉在奥国总理来访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春涛及时命我将这一信息通报给罗申。为了这一切，后来罗申曾送来一份由斯大林亲自署
名的致谢电报，对春涛给予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援表示感谢，称他为“卓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为了牢固和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春涛和王昆仑、许宝驹等18人建立了“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王炳南参加了筹备工作，其中春涛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三、携手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活动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在新形势下，为了团结国民党各阶层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在“民主同志会”基础上酝酿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徐冰参加了筹备工作。在一次筹备会上，柳亚子站起来严肃而激昂地说：“孙中山已经故去了，我柳亚子要坚决地领导国民党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跟共产党走到底，非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小朝廷不可，誓不罢休！”1945年10月28日，“民联”在曾家岩50号开成立大会，到会有39人，选举陈铭枢为主席、郭春涛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总部机关就设在我们家，我也被推选为中央5个常委之一。主要任务是建立与扩大爱国主统一战线。“民联”的分支机构包括全国各省直到海外的吉隆坡、新加坡以及加拿大各地。这时我们的家又是川流不息的人来联络，有一次川军的潘文华、刘文辉等也派人来联系，春涛说：“这些人不满意蒋介石，但对共产党又诸多疑虑，所以愿和我们合作，我们可以起这方面的桥梁作用。”1948年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国解放后“民联”就和“民革”合并了。
国民政府还都回南京后，重庆各界人士纷纷东下，交通工具异常紧张，春涛是坐中共代表团的飞机，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由重庆飞往南京的。其他“民联”的人员则是坐冯玉祥的“民联”号江轮去的南京，交通员郭凤涛押送行李和各种文件随行。
四、并肩参加隐蔽战线的斗争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周恩来走时指定吴克坚作为春涛的联系人。“民联”转人地下，活动中心也转到上海。1947年到1948年，蒋介石推行白色恐怖，大批镇压民主人士，民主阵营人士纷纷转到香港。我和春涛也打算到香港。吴克坚转来“翔宇”（即周恩来）的电报要春涛留在上海，开展对国民党海、陆、空三军的策反工作，以配合解放军的正面的作战。各地“民联”的策反工作也都通过春涛与共产党联系，具体的就是与吴克坚联系。
春涛与吴克坚经常碰头，有时共同召集一些会议研究工作。这时就形成了吴克坚、郭春涛、徐大可、秦德君的一个事实上的四人小组，中共地下党员徐大可负责与党内的交通，我则负责与党外的交通情报的传递。春涛全心全意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广泛联系各方面的关系。像川军的刘文辉、潘文华，湘军的程潜、陈明仁，浙江省主席陈仪，驻澳大利亚大使骆介子，国府委员邵力子，还有海军方面如重庆号、江阴要塞、吴淞要塞等，这些都是春涛通过“民联”或个人的各方面关系进行联系，如吴淞要塞是通过徐友擎，江阴要塞陶司令叛蒋是通过张国华的关系做的初期工作。这些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正面进攻。加速了全国解放与新中国的成立。此外，还有如配合党组织准备发动的国民党海陆空三军总起义，准备进行的活捉蒋介石父子于复兴岛计划，对上海警察头子毛森的处死活动等等。可惜这些计划都没有完全成功，但对劝诫敌人放弃顽抗则起到一定作用。我们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对爱国民主人士与地下党员的搜捕活动，如春涛从内线得知蒋介石要暗杀宋庆龄女士的消息后，立即告知党组织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为此等等。国民党下令搜捕地下市长郭春涛（化名胡君健）的通缉令，悬赏美金20万元。
1949年5月14日，春涛与吴克坚等人正在寓所开会，命我去拿海军方面的材料。由于叛徒的出卖。在离开所住的弄堂时我被捕了，为了及时通知尚在住所开会的春涛他们，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与国民党军警大吵大闹的办法，引起了群众围观，交通堵塞，从而惊动了春涛等人，使他们得以立即疏散隐藏起来。
在监狱中，我顽强地与敌人开展斗争，受尽各种酷刑。由于我已生命垂危还没有口供，国民党企图延长我的生命以设法套取地下活动的情况，便将我送往提篮桥警察医院，解放军临近上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