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西门前滟氵预堆，
年年波浪不能摧。
再一首是：
瞿塘嘈嘈十二滩，
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
前一首描述了江中巨礁，赞颂意志的坚定。后一首讽刺惯会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的小人。刘禹锡是德宗的进士，后来被人排挤诬陷，长期贬滴，用这两首诗来讽世。
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深深引起我感情上的共鸣。正是那班兴风作浪者和野心家，无端将我投入秦城监狱。它们不会料到，我这个弱女子，身心可受戕害，精神却是“滟氵预堆”，狂波猛浪不能摧，保持坚定的气节，决不背离革命的道路和原则。
但究竟是谁对我这年老体衰，无权无势的老姬感兴趣，硬要把我投入囚牢的呢？直到“四人帮”彻底垮台后的某一天，一位经手康生一案的同志对我说：“我们在康生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一长串‘特嫌’的名单，上面就有你的名字。”
原来如此！康生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惟恐天下不乱，看来我是在劫难逃，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这时我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
四 “秦德君？咦，我认识。”邓小平说
出狱以后，我被暂时安置在永定门内东街国民党特赦人员居住的处所，小女儿秋桓一家与我同住。总共两间房，一大一小，四五口人，实在拥挤不堪。大女儿秋燕这时也已平反，时常前来看我。
事有凑巧，秋桓的丈夫何维凌与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又是同一宿舍的上下铺，文革中同时遭难，彼此熟悉。有一次何维凌无意中告诉他，岳母是秦德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同住一起。邓朴方将此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点点头，说：“秦德君？噢，我认识，我们是老战友，她工作有办法，肯干。”接着很关心地问道：“她现在哪里？有什么要我帮助的没有？”不久，邓朴方坐着轮椅来看望我了。小平同志日理万机，还关注我这么个老妇人，令我深深感动。邓朴方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别的没什么，只是我现在住房紧张，夏天连洗澡都困难。”
“不要着急。我知道木樨地22楼（供高级干部住的）正在修建，条件比较好，问题会解决的。”
1979年，我终于搬进22号楼的新居。房屋宽敞明亮，设施齐全，很合我的心意。不久，为了照顾我，大女儿秋燕一家搬来与我同住了。秋桓则赴美国学习工作去了。
眼见得儿孙辈一个个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事业，我自己领着国家发的离休工资，享受着公费医疗，吃穿不愁，病了也有人照顾，如今我已93高龄了，按说我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在我上天去见马克思之前，仍有一桩心事未了，那便是我的党籍问题。
我19岁在南京，邓中夏主持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工作，出生人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我到处找组织关系，却接不上。后与茅盾东渡日本，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虽然历经坎坷，道路曲折，但我内心深处时时渴望回到党的怀抱。抗日战争时期，我决心带着小女儿投奔延安。在上海做地下交通员的时候，也曾向代表党组织的吴克坚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他叫我别急，说“这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解放后在教育部工作时，我又向党委提出此问题。1954年，教育部参事室撤销后，我的关系转到政协，我又向政协党组提出申请。“四人帮”粉碎后，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我向他重提此事，胡指示组织部与全国政协协商解决。拖到1981年，统战部副部长与我谈话，他说：“你重新入党，好吗？”我说：“不好，按道理，我是恢复党籍，茅盾都恢复党籍了嘛。”1984年，我再次提出。十几年已过，仍无结果。
如今我已九十有三，垂垂老矣。身体日渐衰弱，行动诸多不便，记忆力也大为减退，只有我胸膛里那颗向着党的红心，仍在砰砰跳动。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恢复党籍。这是我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