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风、洗澡是1968年开始的。先是三个月一次，逐渐缩短到每周一次。浴室设在楼房的两边，每次有三个淋浴木格，每格容一个人，人与人不许面对面，洗澡人脱下的衣服、鞋子都放在进门的地面上。我这才发现有的人家里送来寒衣，加崭新的手织毛衣、毛裤、毛背心，合腿的布鞋、袜子等。在开饭时，从小方孔取饭时，看见饭车上除了一桶饭、一桶菜、一桶水而外，推车板上的周围，围绕着有三格新式饭盒，那就是有的人家里送来的营养食品。我的家人呢？大女儿秋燕已经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审查，小女儿秋桓怕也已流落在外。她们自顾不暇，哪有力量照顾我？
放风的场所，是一排排砖墙隔开的四方格，墙背脊上有座桥，桥上有巡逻着的看守，有的耀武扬威，从桥上甩石子下来砸人头取乐。墙很高，朝天上望也只能见斗筐大的天。
这儿冬天好似关进冰箱，冻得要命。烈日炎炎的夏天，又等于进了烤鸭炉，密不通风，热煞人。
有个短腿女看守，拖根长尾巴辫子，腿短人就矮，要跑得快，步伐就小，双手助势往前划，样子很滑稽，我忍不住笑，她就伸手来打，她矮我高，打我的脸又够不着，手在空中晃了一下又放下了。等我回头，她蹲在门前石栏杆旁，蜷成一团，不理睬我。我站不稳，走不得，就把双手举起，稳住身子重心，避免摔跤，一步步挪，她却说我是在向她投降。
1968年“五一”节前，我被叫到一个屋角里，接着被一把修理树枝的大铁剪子剪成个“阴阳头”，即半边剃光，半边贸发。掉落在肩上和背上的长短发，顺着脚落在过道上。其他被囚禁的人，也遭到同样的侮辱。
一年来听不到消息，看不到阳光，又不准自由说话，真是又聋、又瞎、又哑。直到1968年国庆节才开始松些了，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毛选》看了。
但是审讯却加紧了。在审讯台上的“法官”都身穿蓝色制服或草绿色军装，均是高级毛料制成的。其余的人身上穿的都用布料制成。有次他们着重问我三年解放战争中的事，不断“疲劳轰炸”，诬赖我是特务、反革命，气得我几乎炸开了肺。
现在我知道我是被拘在秦城监狱里，这里虽没有电刑。水刑、老虎凳，但“肉刑”还是有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斗亦为稀松平常的事。1969年的一天，我被推进汽车，双手铐在胸前。司机台前有个女军宣队员，给我戴上墨镜，套上大口罩，这是把我送到复兴医院三层楼一间房，丢在地板上。到第三天，来一位护士把我带到手术台上，原来是为我右腰背开刀割取肉瘤的，真谢天谢地了。然后仍然
戴墨镜、口罩，铐了双手，押回秦城蓝狱。照旧提审、放风、洗澡三部曲。一次，轰隆一声木门打开了，又一声吆喝：“过来！”看守叫我从木门外层的铁门三寸宽的柳条缝里把手伸出去。他们拚命抓着我的右手，使劲往外拽，膀子快要拽断了，我就大声喊叫：“反革命打人哪！”他们才放手了。我这只右手臂和右边胸膛就成了紫黑色，半年以后才逐渐消褪，从此得了后遗症，手臂、胸膛经常疼痛，写字也
不灵便。1972年，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不准辱骂，不准殴打，不准虐待。”军宣队、工宣队才对我们改善了一些态度。
这一年开始，提审也少了，可是我却不得自由，仍在囚房里蹉跎岁月。
三 “波浪不能摧”
身在牢房，思绪总像野马一般奔驰，感到自己真是命途多舛。
从1919年到1949年30年动乱，颠沛流离，涉尽凶滩恶水，鬼门关几进几出，终于熬到全国解放。194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欢迎会还谈起我当年洛阳坠马的事。陈毅同志在上海一次群众会议上也谈到我做地下工作所冒的风险，表示敬意。不想，在欢欣鼓舞庆祝新中国的胜利之际，在各路英杰齐集北京饭店筹备建立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夕（1949年初），我被诬陷为“叛党自首”的“叛徒”，撤消政协筹委及第一届政协代表之职。
在十年浩劫中，我仍躲不了灾祸，在秦城监狱从1967年10月5日到1975年4月5日被囚禁了八年。八年的牢狱生活换来了一纸结论：
1．秦德君和“5·16”没有关系。
2．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没有叛变自首。
3．1931年在成都登反共启事的是王梅隐，不是秦德君。
1975年4月5日出狱那天，管狱的高大个子说：“你回去后，要是有人问起你这断了的一只腿，你就说是在大街上给公共汽车轧断了的。不准说是在监狱里断了的！”
瞎话，我能栽赃于大街上的任何汽车司机吗？我的腿明明就是在这儿被折断的！
我在这儿监狱里混时光时，后期允许看些书报了。有些诗歌、戏曲唱词都能背熟。如《竹枝词》，这是古代富有色彩的诗，在四川非常盛行，人们边舞边唱，以鼓和短笛来伴奏，真有家乡的亲切感。我主要是欣赏它的内容，有一首刘禹锡的《竹枝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