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
但是我的思想是因不住的。想我自幼离开家乡而投身革命浪潮，没有什么业绩，只是从1919年开始在各个历史时期充当一名“龙套”。在革命历程中，那些教育我、培养我认识人生的先烈，时刻索系在我的胸怀。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是我的良师，刘伯坚是我的益友，由于对他们的深切怀念，我抑制不住一股激情，回忆与他们相处的日子。啊，敬爱的老师，你们可知道，我这个当年的“小弟弟”、“强盗婆”，一个在历史舞台上的小卒，今日正被无端地拘于铁窗之中？
我所在的三层楼房，每层十个号头，很像一排牲畜栏，听声音，里面关的都是女的。我右手隔壁是个重病号，可能是不堪辱骂，愤怒地在作演讲，听不清楚说些什么，只能分辨出是湖南口音。在我左边的一个女的干脆和那些自称正确路线的执行者的管理人员对骂。
囚笼是每人两个陶瓷碗，一个陶瓷调羹，没有筷子。第一次，牢饭是递进来的，以后就是送饭的把小方门打开，由吃饭人自己蹲下去，把碗从小方门口伸出去接。有的送饭人太懒，不肯弯腰，把窝头往下一丢，我的碗因此被打掉，摔成两瓣，只好饿一顿，算是活该。和我一层楼的邻居女青年，吃过饭以后，就把两个碗往湿水泥地上一砸，吧地一声也碎了。
送饭时也给一杯水。遇到送水的懒人不肯弯腰，尽管囚笼里的人拿着搪瓷杯伸出去接，可是水进到杯里呆不住又跳到门外地上去了。送过一顿饭，牢门一带就遭水灾。有时送饭不给水，莱里盐太多，口渴不过，只好喝洗脸盆里的冷水。
从饭食里可以推测他们不养猪，例如蒜苔、桐蒿之类，已经老得成了树根，才加盐水煮的。不吃么，心里发烧，想嚼一点咸味，牙又经不起折磨，辣椒周围的肉剥光，剩下辣椒的籽和蒂用盐水煮，我这个四川人也吃不下啊。太辣了！北京的冬天，家家吃大白菜。这儿把腐烂的大白菜帮连泥带沙，也不用刀切断，就搁盐水煮。到了春末，菜汤的面上浮一层蜷曲的肉虫子，不吃么，肚里饥饿，口中无味，管它的，大虫吃小虫，且把小肉虫来打牙祭吧！
夜来大汽车、小轿车进进出出，通宵不停。“犯人”越来越多，囚房里越来越挤。可日子久了，抓人的车也不那么密集了。然而夜阑人静时，那种拖长的凄厉的怪叫声，却搅乱人的心情，使人难以入睡。
我在这斗室里，过了一天又一天，无休止的鞫问，亦令人心烦。气候日益冷起来，一身单薄衣裤，冻得遍体哆嗦。抚摩自己的腿，觉已皮包骨头。三年没梳头，又没有镜子，脸上一持没半两皮。关到何年何月为止呢？在这周围有电网的地方，插翅也难飞呢。寻死可不上算，还要被安上一个不清不楚的帽子——自绝于人民，活着却得莫名其妙地受罪，唉…
这儿不准咳嗽，咳嗽被认为是串供的信号、密码。遇到那手执钢丝爪的看守，说不定哪一回头上会被敲一记。有的看守对犯人态度较好，看不多久便会被调离，所以穿便衣和穿军装的看守都变成凶神恶煞，把人一摔几丈远。
我的一条腿就是被这样折断的。因为身子虚弱，赤脚过冬，站起来腿底像弹簧，膝盖以下完全麻木，行走不便。管狱的骂我假装，推我掀我，两个人夹着我的左右两臂，从楼上掀到楼下，平地则一掀甩出一丈远，竟折断我的一只腿骨。当时对我这等“囚犯”医疗不认真，以致成为残废。
有个新关进来的邻居青年，从夜里喊口号，一直喊到黎明后9点光景，声音响亮而有节奏。当刺耳的开牢门的一串串钥匙声沙沙响，杂沓的皮鞋声到了那喊口号的难友门前时，声音止住了，“轰隆”，厚实的木门被打开，又是震耳鼓的铁门“锵”的一声响，然后，就无声息了。到了下午，又听见那个难友远远地又喊起来了。到了深夜，喊声更远了。从此以后，凡是喊口号、唱歌曲的都遭到同样的命运。男人嗓门高，可是常夹着挨打的惨叫声，之后也立即无声无息了。
天寒地冻，似乎牢房紧硬的墙壁也不断喷出丝丝冷气来，我便蜷缩着颤抖的身子。终于监狱里发给我打了补钉的旧蓝布棉衣棉裤，虽是空心，也比只一件单衣单裤暖和得多，腰也挺得起来了，脖子也伸得直了。只是裤腰的腰围将近两米，没有裤带，把裤腰挪到齐脖领，脚下还绊着裤管哩。
还发给半截毛巾，洗脸、洗脚、擦碗、擦地都是它。其实冷天不用洗脸。气候太冷，冰冷的水冻得皮肤皲裂。年年冬末，耳朵、鼻尖都生冻疮。碗么，甭擦了，脚也甭洗了，擦地，很快就把半截毛巾磨成蛛丝网那样的了。
大概是时兴造反吧，造成了缺煤之年，没有暖气，亦不生火，我的赤脚冻成冰棍了，站不稳，走不得，好在不放风也不洗澡，只有提审才出牢笼。
我腿站不稳，脚自然走不得，那般恶煞就又打又推又骂，甚至扳住我的头发把头往墙上乱碰。后来发给了一双布底棉鞋，是大男人的大脚板才能穿的，没有袜子，走路照旧艰难。
由于我长期感冒，气管炎发作，有时忍不住要咳嗽几声。于是招来了吆喝：“不准咳嗽！跟谁串供？”见到对方凶恶的样子要打人，我就拼命忍住咳嗽，而喉头却痒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