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打电报调秦仲文只身回成都，说是要“面授机宜”，另一方面，又将武器发给已被秦仲文缴了械的刘文辉的亲信、团长张行让他们率领部队埋伏在雅安郊外的丛林里。这是秦仲文回成都时的必经之地。果然，秦仲文和他的一个秘书、一个勤务员走到此处时，假扮土匪的张行一伙人冲出来，用乱枪把秦仲文打死。后来，虽然刘湘也假惺惺大张旗鼓地捉拿凶犯，可是并无下文。
三 装神弄鬼，乌烟瘴气
1935年，我们随刘湘的小朝廷迁往成都以后，由于放走了红军，刘湘对王心卫已不那么信任了。取而代之的是刘崇云，人称“活神仙”。刘湘把他奉为“真命人主”，要他的亲信要员和军政头目都拜在刘神仙的门下。参拜的仪式是跪一炷香，就是把一根香插在香炉里，参拜者跪在地上，目不斜视地等待一根香燃尽，才算是真心实意地归顺了刘神仙。但跪香者不得见神仙的面，不得听到神仙一句话。只有拜在刘神仙门下，刘湘才可能给以培养、重用和提拔，真是荒唐之至。
王心卫也不甘落后地去跪了一炷香，他要求同刘神仙见一面，并与之说上几句话，但未能如愿。为此，王心卫曾在我面前大发牢骚：“什么狗屁神仙！他不敢在人前露面说话，很可能是个不会说中国话的鬼东西。哼！只要让我看上一眼，我就能判断他是个什么玩艺儿！只要听他一句话，我就能判断他是不是个中国人！”
从此，王心卫就朝朝暮暮和刘芷唐通天教主的高足弟子张神仙泡在一起，钻研神仙、鬼怪，盘腿打坐，有时也很有兴趣地到祠堂街“努力餐”去和餐馆老板车耀先摆摆龙门阵，车是地下党员，自然我们当时不知道。
刘庸彝脱离刘湘回乡近两年了，后来他住在成都西胜街12号，和我们家对门。（我这时已有一座公馆在西胜街16号。）
王心卫、刘庸彝毕竟戎马生涯，共同创业几十年，而今分离将近两年又重逢，彼此你来我往，抚今思昔，颇多感慨。但每到彼此都稍有醉意之时，就不免你一句我一句地顶撞起来，双方面红耳赤，怒气冲冲，不欢而散。虽然如此，仍然每晚相聚，从不间断。终于，刘庸彝吐血病复发病倒了。王心卫和我常陪伴于刘的床前到三更。终于在一天凌晨，我们被黄副官的喊声叫醒，黄副官请王心卫去见刘庸彝最
后一面。王心卫一出门，黄副官便从袖筒里取出一把檀香木折扇送给我说：“秘书长（即刘庸彝）请你保存。”折扇上一面是他机要秘书马天榘画的南宋派的山水画，一面是贴金的扇面上由刘庸彝自编自写的一篇悼文。悼文中凭吊一男一女，男的是唐郓州刺史姚阎本，女的是蜀中孝女叔先雄。我知道这是刘庸彝留给我的纪念品，不禁黯然。
刘庸彝死后，王心卫也倍感凄凉、寂寞，更沉醉于同张神仙鬼混之中，张神仙说他身边有妖怪，务必大做法事，才可消灾免祸。于是由张神仙摆布，邀请了几百个道士到圣寿寺杀猪宰羊，吹吹打打地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皇经，焚烧了纸钱超度众界亡魂。那时我心情苦闷忧伤，常常病得卧床不起。王心卫在家里每日清晨必定跪在神台前焚香，为我念观音经，求观音菩萨保我平安长寿。20分钟以后，又急急地赶到圣寿寺参加集体的祈祷活动。他不管我喜不喜欢，相不相信他的这一套，就这么荒唐滑稽地搞下去，越陷越深，后来连他自己也搞得神不神，鬼不鬼的了。我越来越感到受不了了。
七七四十九天的皇经念完了，张神仙又说到我家来“谢土”，为我保平安。几十个道士到我的家里来，杀猪宰羊，吹吹打打，嘴里叽哩咕噜地念经。接着又扎一个纸人，给纸人身上穿起我的衣服，在笙箫鼓乐声中架起火来焚烧，搞得满院乌烟瘴气，一派恐怖景象，还说这叫做“生人遗殓”，可以给我消灾消难。到了“谢士”仪式的最后一天，又在正中间大花园内搭起法坛，摆起香案、祭品，大宴宾客。
张神仙盘腿坐在法坛上，左手托起一碗水，嘴里念念有词，右手在水碗上面划来划去。道士们也合掌念经。众宾客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热闹。王家有个侄儿媳妇站在我的身边，她好心地凑近我的耳朵说：“婶婶，你知道今天收的这个妖怪是谁吗？”我摇摇头回答：“不知道。”她很着急地说：“就是你老人家呀！”我问他：“你叔叔知道吗？”她说：“他不点头谁敢这样做？”又说：“很可能，张神仙那碗里有砒霜，当心哪！你喝不得的呀！”
我听了此话，思之再三，猛然意识到了，哦，原来如此，这一切是冲着我来的呀！不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是对付不了的。拿定主意之后，我沉住气，轻轻走到张神仙背后，逮住他盘着的一条腿，使劲一拖，他一下子就从法坛上滚到地上。我又迅速地把摆供的三牲，以及所有的供品，什么古瓶古碗等等一齐掀倒，稀里哗啦摔了一地，演了一场“河东狮吼”。趁众人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又转身冲进卧室，从
枕头底下拿出手枪，当着在场所有的人指着王心卫说：“你的道高一尺，我的魔高一丈，当年你不要江山要美人，是你自愿的，谁强迫你了？今天你不得志，就要来害我，我跟你拼了！”王心卫吓得拔腿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