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枪口对着他紧追不舍，众宾客以及道士们都一哄而散。张神仙没有走，黄参谋长没有走，王心卫被我追得团团转。这时黄参谋长出面劝解，他对张神仙说：“千万别让王心卫重演逼死前妻的悲剧。”然后又问王心卫，张神仙为什么要这样做。王说：“张神仙在北门外有50亩洼田，连年遭水灾，颗粒无收，不过是想敲我5000元，我一时糊涂，相信了他的鬼话。”其实我也不想真的闹出什么人命来，于是我说：“要钱还不好办？我出钱给他地买过来不就行了，只是今后他不许再踏我的门坎！”一场闹剧就这么收场了。但我对这里的生活越来越感到窒息。唉，我，一个共产党员，当日驰骋沙场，如今怎么误人了歧途。
四 刘湘之死
1936年，郭春涛由刘湘的高级顾问马叙伦介绍到四川来策动反蒋活动。郭春涛是国民党左派，是周恩来留法时的同学、好友，他一向反对蒋介石，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思想进步。在大革命北伐时期，我们同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是国民党武汉政府派去的，我是共产党方面的，是国共合作两个方面的人。而今时过境迁，我们又成为反蒋抗日的同路人了。他希望我帮助他了解地方上的一些情况，并和一些人
建立关系，我很乐意这样做。
郭春涛去见刘湘，凭他的才识与辞令，说得刘湘五体投地，请他做秘书长，还请他再找几个笔杆子，与刘湘的枪杆子相配合，好跟蒋介石争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成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也积极参加了，并且想方设法寻找上前线杀敌的机会。成都的《华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消息：“秦德君请缨杀敌。”我也曾资助一些青年，由郭春涛写信给周恩来和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
此时，郭春涛积极策动刘湘出兵抗日。刘湘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郭春涛为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委员会主席。
刘湘奉蒋介石之命出川作战。可是，刘湘在对白的作战中惨遭失败，1937年冬，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刘湘在南京饮食不当，得了肠胃炎。
蒋介石表示关心，指示刘湘身边的崇蒋人物，劝刘湘住进了武汉的“德国医院”治疗，为他选了专门的医生，还选择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特别护士陶小姐陪伴。据说这位陶小姐很乖巧，刘湘对她颇喜爱，把贴身副官、侍从、马弁一一从身边赶走，朝朝暮暮地同陶小姐厮混在一起。随从们乐得清闲，也一个个在武汉寻各自的快乐去了。如是几月，刘湘病势渐沉。
在成都的亲信将领们闻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我这个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部的参议官陪同刘湘夫人飞武汉，“抢救”刘湘回四川。我心里明白，此事责任重大，非同小可。一则刘夫人醋劲大，一旦发现刘湘身边有了美娇娃，定会不顾体面，大吵大闹，难以收场，我就得从中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二来刘夫人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又只能讲大邑县的土话，我还得给她当参谋和翻译。将领
他们知道刘湘夫人动不动就把部属的年轻夫人称做“小婆娘”，她们都不愿接近她，因此嘱咐她必须对我有礼貌。这样我才答应陪她去武汉。
刘夫人并不了解刘湘已经生命垂危，出川前先回到大邑县去和刘湘的三弟扯家务事，拖延了两个星期。俟启程之时，刘湘的死讯已经传来，大家决定先不告诉刘夫人，仍然由我陪她飞往武汉奔丧，我们俩在飞机场才见面。
那一天，寒风凛冽，雨雪纷飞。刘夫人在飞机上昏晕呕吐，她叫我帮她把狐皮大衣脱下来，挂在衣钩上，惟恐弄脏了。而要我把我的貂皮大衣脱下来给她盖上御寒。那个年代的飞机没有空调设备，再加上那一次又偏偏把航线飞错了，竟然飞到甘肃兰州，然后又折回到西安飞机场加油，冷得我直哆嗦，好不容易才熬到武汉飞机场。一下飞机就看见前来迎接我们的人胸前都戴着一朵白花，臂上缠着一圈黑纱，刘夫人并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对来人的问候她听不懂，也不在意。车子一直开到刘湘治丧处——当时的武汉第六小学校。门前笙箫鼓乐，吹吹打打迎接前来吊唁的客人，从大门外的两边就摆满花圈、挽联，一直连接到礼堂。礼堂的正中间，放着刘湘安眠的棺材。礼堂的左角有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木板床，床上放着刘湘生前用的被褥，朱红色绣花被面，乡里乡气的。床前有个两屉木桌，桌上有笔筒、墨盒等文具，床头有两把木椅子和一个木茶几。我们被带到这间小屋子，刘夫人一进门就四下张望，然后指着被褥问“甫公（刘湘）呢？”李副官的夫人指着礼堂正中间的棺材说：“在那儿。”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没想到刘夫人倒是态度从容，心平气和地问我：“你知道吗？”我只好点头回答：“知道。”她埋怨说：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说：“我们是在飞机场才见面的，叫我怎么说得出口呢？”她沉默了一会儿，改变了“我是君来你是臣”的高傲态度，恳切地说：“甫公没有姊妹，你就当是市公的亲妹子吧，你要同我一起披麻戴孝呀！”她立刻叫来了李副官，给我们量尺寸做孝衣。待她把这些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