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重逢刘伯坚
一 西安解围
挺秀的大雁塔、小雁塔显得愈来愈模糊了，暮色在不知不觉中合拢来，整个西安城灰蒙蒙的。
这是1926年严冬的一个傍晚。
庭院里的枯树枝被风吹得飒飒作响，窗玻璃不时也格格的发出声音。忽然，在呼呼冷风中我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声音，虽然很轻微，却叩在我的心扉上。
这是皮鞋踏地的声音，有点熟悉。啊，是他，刘伯坚！我惊喜得身子不禁颤动了一下。
西安时局大约在二三月份紧张起来，北洋军阀吴佩孚指令部下刘镇华率领12万大军进攻西安，西安城被困得水泄不通，交通断绝，粮食匮乏，百业凋零。日夜枪声不绝，时密时稀，偶尔还夹杂着隆隆的炮声。街头、庭院时有流弹飞过，窗户脚下也会有炮弹片骤然掠过，甚至偶而床底下也钻进了子弹壳。
城内人心惶恐。我把仅有的衣物行李拍卖，每天花时间到荒地去拔一些野生的黄芪嫩苗，用清水煮熟了充饥。困守在城内的20万军民，冻饿而死亡的不少于三分之一。由于军民齐心御敌，守城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又有很高的威信，尽管警察、邮政等公务机关全被解散，而社会秩序依然有条不紊。人们都抱有信心，坚持抵抗军阀的走狗刘镇华，决不让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反动势力伸展到西北地区。这也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北伐有力的支援和配合。
现在西安终于解困了，反动军阀的围攻被粉碎了。刘伯坚来看望我了。
“还在莫斯科，就知道你被围困在这里，真是大难不死啊！”他泪潸潸地拉着我的手说。
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热泪盈眶，家事国事不知从何说起。
还是先把西安城里的事讲给刘伯坚听吧。
西安被困时，粮食无来源，城里的财主们趁机发财。他们把地窖里可食的东西，如榨过油的渣饼，腊肉店里的腊子油，还有黄花、木耳、白糖、盐等等，都从地窖里翻出来高价出售。到最后，除了天空的飞鸟捉不到以外，凡是地面上行走的动物，如骡、马、狗、牛、羊、猫、鼠之类全都被吃光了，门板、窗格、桌椅都劈了当柴烧，连那千百年的名木古树也遭了厄运。饿死的人一天天增多，开始还有薄棺装殓，继之则用席一卷，捆上绳子送到皇城背后，埋葬在荒地里。到得后来，惟有听其自然地横倒竖歪，陈尸满街。刘镇华趁城内面临危机，派飞机散发传单，威逼诱降，并悬赏20万元购买杨虎城的首级，继而又投掷炸弹，在这炮弹掠空、全城饥荒的危机中，军民坚持守卫省城，终于等来了伯坚你们啊！
刘伯坚微笑着听我说话。我急于为革命多做工作，他说：“别着急，我们工作才开头，任务多得很呢。”
送走刘伯坚，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同他有关的一些往事。
二 初识刘伯坚
刘伯坚的家乡在四川川北平昌县龙岗寺，生于1895年正月9日。中学毕业后，到成都皇城坝高等师范学校（现迁到望江楼，改称四川大学）学习。我和刘伯坚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中。那时四川虽然偏处西隅，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情绪也十分高昂。
学生们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门前高悬“模范监狱”四个大字的横额，讽示此校犹如一座监狱。在学校致公堂前面的广场上，由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刘砚僧、王维彻、袁诗尧，附属中学学生刘先亮、吴先优等等负责召集了各学校学生代表数千人，聚集起来商讨大计。他们游行演讲，向省军署（督军熊克武）、省公署（省长杨庶堪）请愿，通电全国各省各县共起反日救国，加强抵制“仇货”运动，并且组织了“四川学生联合会”。
学生们为了表示决心，砸了自己使用的洋瓷脸盆，撕烂自己身上穿的洋布衣服，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把商店的“仇货”抄出来当众烧掉。成都全城的大、中、小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走过长街，惊天动地。
当时我是学生代表之一。行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肖华清、阎明钦、刘伯坚等都是五四运动高潮中的健将。在抵制“仇货”活动中，奸商收买流氓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明远楼”打我们。我被打掉一颗门牙，但最后我们学生齐心合力，还是把流氓打退了。
刘伯坚把我送回少城实业街“四川女子实业学校”。那时他是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我还是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的二年级学生。他身材适中，头上有少许白头发，英姿勃发，待人温厚热忱，知识广博，言谈动听。对我既像一位温和的师长，又像一个和蔼的兄长。我也像喜欢老师一样打心底里喜欢他。
刘伯坚的好友，从事教育革新运动的秦树枫，那时在川东教育厅工作，他和我的二哥秦仲文也是好友，曾结为同宗兄弟。他听说我在成都被打伤了，就写信托刘伯坚照应我，因而刘伯坚对我更加关切，也时时邀我一起散步、游玩。
那是何等美妙欢快的日子啊！刘伯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