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遍了成都的风景名胜，西南郊的杜甫草堂、诸葛武侯祠、锦江畔的望江楼、四季花香的百花潭，还有北门外的昭觉寺……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看到了传说是文成公主用自己的头发绣成的自己的像，还有供几百个和尚吃饭的一个大铜锅。我们品尝用青杠树叶烘出来的香喷喷的白米饭，锅底有很厚一层锅巴，用油炸脆了再加花椒盐，叫做椒盐酥锅巴，又香又脆。望江楼的醉虾活蹦乱跳，豆瓣鲜鱼也是令人馋涎欲滴。
我们在成都宽厚的城墙下远眺那无边无际的绿野青田，十分赏心悦目。我很喜欢爬上城墙边沿的跳蹬式的垛子上跑步，刘伯坚对此很紧张，惟恐我一脚踏空，滚下来摔坏了。于是我在高处跑，他在脚下跟，伸出双手来防范我摔下来。我笑着说，万一我摔到城墙外边去了呢，那岂不跃成肉酱。他急得头上直冒汗珠，叫我“小淘气”。
“你跳下来试试，看我接得住你不？”
我就显能干，从两米左右高的墙垛子上纵身跳下来，他一把将我擒住，才笑呵呵地松了一口气。可是从此他就不愿再带我上城墙了。
1919年中秋佳节，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14个周年的日子。我们步行到离成都40里地的新都县桂湖游览。满园桂花树，又高又大，大多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树了。满地铺的竹蔑席，有人爬上树，用竹竿在树枝上敲敲打打，于是，像天女散花一样，桂花飘落得满席满地，清香四溢。我们走饿了，小食店有桂花汤圆、红油抄手、担担面、兔肉牛肉、烧鸡等等可餐。我们早去晚归，走起路来，我比他一步也不慢。
“你这个铁脚板，名不虚传。”刘伯坚笑呵呵地说。
我那时已剪掉长头发，扮成男装。我们常常手牵手就像兄弟俩，也像老师带学生，徜徉于大路、田间。
然而过不了多久，他要到法国勤工俭学了，他与我相约说：“你毕业后也到法国来吧，我等着你，或者有可能我们再到苏联去。”
“那真好。”我欣然赞同，“我一定到法国去找你。我也愿意到苏俄去。”
中秋节后，我送他到望江楼下上船。由成都去重庆，下水船顺江东流，三天到嘉定，再两天到重庆。
这一别直到西安解围才重逢。他问我：“你怎么不到法国来？”
我不知从哪里说起，只能含着一眶热泪告诉他，那次别离后想不到我就遭了大祸。封建势力加给我种种罪名：闹学潮、办小报、剪发辫、女扮男装……他们认为“有伤风化”，甚至为我剪发的理发店亦被查封，理发工人也被逮到监狱去了。他们原来就恨我搞妇女剪发运动，截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复信后，趁机开除了我，不准我呆在成都，我只好到了重庆。可是又遭到了人面兽心的穆济波的欺侮等等，
以及后来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加入共产党。1925年“五卅”惨案后的寒假里，组织上又派我来西安等等经历，我都一一倾诉。同时我也告诉他，穆济波像影子一样纠缠着我，加上我又怀了孕，对外无法说清，也难以启齿，所以后来勉强同居了，已有了两个孩子，但两人感情始终不好，常争吵。如今在西安，我住我的学校，他带着孩子住在他教书的学校，彼此来往不多。
刘伯坚听了，一方面为我加入了共产党而欢欣鼓舞，一方面又不禁黯然神伤。他也告诉我，他1921年参与发起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任旅比（比利时）党的支部书记，后又任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被旅欧总支部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不久被公推为旅莫（莫斯科）支部干事会负责人。支部书记。初到时，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坚持学习马克思主
义，还担负着管理中国留学生和旅苏华侨的事务，安排接待党组织选派的来自国内或旅欧的留学生，非常辛苦。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抓紧时间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并结合国内革命斗争的实际，在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水平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1926年春，统率西北军的冯玉祥将军，由于在国内军事上的失败，通电下野，接着赴苏联考察，并要求援助。共产国际决定争取冯玉祥，并委派刘伯坚参加这一工作。5月间，冯玉祥全家来到莫斯科，刘伯坚前去拜望，并畅谈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后，刘伯坚又向冯玉祥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阐明必须积极推行孙中山的“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才能建立富强的新中国。经过苏联政府领导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和刘伯坚等人的争取，冯玉祥表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向苏联学习。军队一定要改组，向苏联红军学习，西北军中也要设立政治部。冯玉祥还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派刘伯坚和他一道回中国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这样，1926年8月，刘伯坚就同冯玉祥和苏联顾问一道回国了。
西北军原先是北洋军阀所属的一支旧军队，刘伯坚到了军中，便开始了艰巨的改造工作。1926年9月，在绥远省的五原县，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了由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接着，在五原县的大校场上，召开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刘伯坚发表演说，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