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全军集体加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官兵士气大振。冯玉祥当场宣布，改西北军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原西北军的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全场欢声雷动，这就是有名的“五原誓师”。
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国民军联军移师包头、银川。11月28日，国民军联军解除了直系军阀刘镇华部对西安的包围。刘伯坚这才进了西安城与我重逢。
他似乎不把我看作当年爬城墙垛子的小淘气了，而为我在革命道路上受到的锻炼高兴。
“今后我们可以并肩战斗了。”他笑呵呵地说，把“并肩战斗”说得特别重。
这话，像一股甘冽的清泉，淌过我的心头。
三 顾大局，割舍私情
西北军自从脱离北洋军阀，响应北伐，打出国民军联军大旗之后，军威大振，很快发展到20万人。武汉国民政府派郭春涛、邓飞黄、黄少谷等代表国民党来到西安，与西北军一起工作。为了配合南方北伐军继续北上，在西安，1927年春，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就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伯坚任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黄少谷为秘书处长，邓飞黄为宣传处长，郭春涛为组织处长。由莫斯科回国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中，陈家珍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部下史可轩的政治部主任，曾晓渊和陶金熔等分散在总政治部里的几个处里作骨干。邓小平同志那时最年轻，21岁，足智多谋，气宇不凡，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教员，并在西安中山学院讲课。他才华出众，文武全才，能写会画，总是不辞细小，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培养军事人才和政治人才。他们当中，刘伯坚年纪最大，五岁，身着军服，长统马靴，显得十分威武。他长于演说，不用讲稿可以一口气讲几个钟头，没有重复的句子。那时党的北方局、南方局、上海局先后输送来200多共产党员，有陈延年、刘志丹、安子文、宣侠父、方仲如等。分别担任军、师一级政治部长或主任。各省党代表，如湖南汪泽阶、安徽朱蕴山等也云
集西安，真是人才济济啊。我则负责女子宣传队，附属于总政治部，工作上与宣传处有紧密联系。因此，和邓飞黄时时打交道。
我们首先为饥饿已久的守城人民群众免费提供大饼。馒头。有的人饥饿已久，形同饿殍，一旦猛吃一餐，反而胀死了！这是没想到的。其次，着手整顿市容。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全体文武工作人员一齐出动，埋葬尸骸。
官兵士气十分高涨，但有时军内筹响不及，几个月都发不出饷，刘伯坚就深入到士兵中做工作。他的口才好，说话通俗易懂，鼓动性很强，往往能激励士兵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保持旺盛的斗志。因此，在西北军中流传着一句话：“听过刘伯坚一次演讲，胜过发三个月的饷。”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都设在西安红城（原名皇城，现在叫做新城）。在红城广场上，刘伯坚和西安党组织经常一起发动群众，召开大会，组织游行，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此时我是西安市妇女协进会主席，负责妇女工作，又兼陕西省立女子模范学校校长。召开群众大会，主席台上照例需要工农商学兵及妇女代表各一人就座。总司令冯玉祥，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都在主席台或阅兵台上，而我则是妇女界的代表。这一抛头露面，惹得西北战场上的战友们，都认识我这个黄毛丫头了。
刘伯坚忙于全军的政治工作，白天很少见他的面。我也沉在组织群众、开会和游行里面。在大革命高潮中，妇女们思想进步了，纷纷走出家庭参加妇女协会的活动。但还有一些家庭封建思想特重，婆婆打儿媳，丈夫打老婆，胡说妇女协会是离婚协会。有的青年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妇女协会成了被压迫姊妹们的诉冤堂，日夜都有受伤的青年妇女被几个姊妹抬着到妇女协会来。妇女协会像个法
庭，又像是家庭纠纷调解处。先是送法院验伤，再送医院治疗，然后送回家并向她们的婆婆、丈夫作说服教育工作，说明妇女协会的工作目的，并不是提倡离婚，而是主张男女平等。因为经常是夜静更深有受重伤的姊妹被抬到协会来求援，在协会工作的同志都忙得头昏脑胀，整个冬天，我没有吃好一餐饭，睡好一夜觉。妇女协会没有经费，我只好把当校长的工资拿来补贴。后来，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拨了500元给我们作经费。
虽然很忙，但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天必到红城走一趟。下班后，暮色深沉的时候，刘伯坚照例拉着我的手送我回宿舍。我们都是武装，他仍穿着苏联军用长统马靴。雪后天晴，夕阳的余辉映在戎装上，更显得我们精神抖擞。
在我身边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女友，她是原陕西省女子师范学校早期毕业生，后在女师附属小学任教，名叫王淑贞（后改名为王叔振），她对我很好，我们形影不离。因此，我和伯坚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