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这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在特别法庭得到充分体现。
法庭调查的任务是要调查有无犯罪事实、分清罪与非罪，以及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而要确定这一切，关键是证据。这次，在特别法庭上共出示了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供述、鉴定结论在内的八百多个证据。江青虽然经常以“不记得”、“不清楚”来抵赖罪行，但一出示书证、播放录音，她在证据面前也只能承认。
只要是同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有关，被告和律师可以充分行使辩护权，而不问其观点正确与否。１２月１９日，姚文元在法庭上全文宣读了他精心草拟的辩护词，虽然这位被告矢口否认林、江集团通过他控制舆论工具的指控，法庭允许他讲完。１２月２４日，江青在被告席站立宣读所谓《我的一点看法》，百般洗刷自己，为“十年浩劫”评功摆好，高叫什么“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江青陈述的基本内容，报纸和电视进行了报道。对黄永胜的法庭辩论延续了三个下午，他作辩护发言长达三个小时。法庭允许被告陈述，并注意研究他们的辩护。这是保障法律给予被告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能不能为全国人民切齿痛恨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辩护，人们不是没有疑虑的。这一次实践表明，效果显著，影响深远，人民也是满意的。江腾蛟的辩护律师周奎正对记者说：“我出庭辩护后收到很多来信，鼓励我们，没有指责的。有的人来信要求我为他牵涉的某一案件辩护。”
恢复律师制度，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很有作用。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是于１９５４年试行，１９５６年开始推广的。事隔一年，到了１９５７年，就被加上“为坏人辩护、丧失立场”的罪名，夭折了。（⑶⑷）当时律师中的许多人被戴上右派帽子。如今，三千多名律师又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经历了十年颠倒，我们的法制和司法工作，正处在健全的过程中。这一次特别法庭公审江青等十名被告，取得了重大胜利和有益的经验，尽管出现个别经验不足或使用司法程序不熟练的情况，但从总体来看，无疑是我国依法办案的一个重大范例。
三
在司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保证法院独立进行审判，独立对法律负责，任何个人和组织均无权干预。例如，在量刑问题上，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可以听取，但毕竟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刑只能同有确凿证据的罪相适应，并由法庭依法独立决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崇高权威。
特别法庭的判决书，实事求是，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凡属混淆罪与非罪区别的，定性不准确或证据不足的，均行舍弃。正因为这样，判决书最终确认的罪行，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十名被告的罪行，有了某些变动。如原来起诉书中列举的第四项大罪“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指控姚文元为上海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因而负有罪责。特别法庭调查后认为这一指控不能成立，判决书撤销了这一指控，这就减轻了姚文元的罪行。
判决书对十名被告的量刑，是恰当的，既伸张了正义，平了民愤，又坚持了“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这是刘少奇同志１９６７年８月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后作出的预言。
王光美同志对记者说：“刘少奇同志的愿望现在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等十名主犯的判决，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制，对我国实行以法治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她说：“我国人民喜欢包公。多少年来流传许多杜撰的故事，幻想能有包公那样的清官。真正的清官应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政府和法庭以及其他人民民主专政的机关。这次判决，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任何触犯刑律的人，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办。”
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判决，将教育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按法办事，执法如山，不让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重演！
特别法庭宣告闭庭，宣判之日结束了。经历了严峻考验的中国人民，将在以法治国的大路上继续前进。
（19810126《人民日报》）
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特法字第一号
公诉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检察员马纯一、王文林、王芳、王振中、王瀑声、王耀青、冯长义、曲文达、朱宗正、江文、孙树峰、李天相、沈家良、张中如、张英杰、张肇圻、孟庆恩、图们、钟澍钦、袁同江、敬毓嵩。
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押。
被告人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