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触犯刑律的人，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办。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庄严宣告了对江青、张春桥等十名主犯的判决。
这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九名曾经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正副总参谋长的“大人物”，因犯有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的罪行，被特别法庭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和１６年至２０年的有期徒刑，并且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当江华庭长宣读到对每一名主犯的量刑决定时，两名法警在被告旁肃立。江青、张春桥两名首恶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后，当即被戴上手铐，由法警押下。他们“无法无天”反革命生涯的最终结局，就是如此。
这是回首既往、发人深省的一页。
这是“无法无天”的时代的结束，是以法治国的新时代的开端。
一
林、江反革命集团为非作歹，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延续的。由于这场“革命”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并采用错误的斗争方法，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了致命的破坏，因而使得林彪、江青之流能够放肆地在全国从上到下拼凑起反革命帮派。他们以帮代党，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大曲折。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文化大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中坚。
林彪１９６６年出席一次会议作一次讲话，就可以宣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为“反党分子”、“坏家伙”、“现在就想杀人”的“野心家”，而且不要调查，不需要证据，不准申辩。林彪甚至在会上指着陆定一同志狂叫：“我恨不得一枪打死你！”大难未死的陆定一同志在追述这一往事时对记者说：“乱加罪名，不要核实；不准申辩，一哄而起；无视党规国法；那个时候党风不成样子，党不象党了。”陆定一同志冤狱十年，曾经一度一天二十四小时带着手铐，直到１９７８年才恢复自由。
那个岁月，江青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绝境或死地。据法庭调查，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仅仅根据查有实音的部分讲话录音，江青就信口宣布１７４人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现行反革命”，其中包括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２４人。
康生这个迫害狂，可以根据一个人的长相来作出政治结论，发明了“相面”定案。他曾经凭空诬指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为叛徒，说“我凭４０年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他“敏感”一下，致使赵健民同志冤狱达八年之久。
显然，他们处心积虑利用“文化大革命”摧毁党的各级领导和领导干部，以便他们得以建立林家王朝或江青王朝。
林彪、江青的鬼蜮伎俩，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是没有人觉察和抵制的。
１９６７年初，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挺身而出，抵制林彪、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阴谋。谭震林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写信公开点名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把老干部“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当时，谭震林等同志的直言相谏没有奏效，相反地，林彪、江青一伙，包括今天接受判决的九名主犯，相继窃取党中央的领导职务。“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了盛极一时的时髦，致使党的领导几乎名存实亡，中国人民遭受了长达十年的灾难。
宣判前夕，谭震林同志对记者说：“如果不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路线性、政策性的措施，公审也审不起来。如今，只要全党同志都能按照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一步一步地稳步前进，就可以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的悲剧。中央确定的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集体接班制，不断总结经验、防止骄傲自满，健全民主和法制，整顿和转变党风，以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可以说是为了防止再出现林、江集团这样的事。”
是啊！“无法无天”、乱我中华的历史不能重演。这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的共同愿望和呼声！
二
实行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重要方面。这次特别法庭进行公开审判，为我们重建法制树立了榜样。
这次公开审判，全国先后有六万多人次直接参加了审判旁听，新闻、报纸、广播作了充分的报道，有亿万人收看了审判电视，可以说是一次普遍生动的法制教育，对推进社会主义法制有深远影响。
“公开审判，好得很！揭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曾在国民党新疆监狱中领导英勇斗争的张子意同志，高度评价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作为横遭他们诬陷迫害的见证人，这位１９２５年入党的老战士，殷切希望全党和全国人民，从这次历史的审判中，吸取教训，加强党纪国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