娴妹初中毕业后，咬着牙上了两年高中，再也不去学校了。有两件事，对她印象最深，一是父亲创业初期，办执照搞批文什么的，常常要请客送礼，或一些关键人物家有红白喜事，必须带着红包贺礼前去“站脚助威”。每逢此时，陈娴妹便要跟着一同前往。陈娴妹的父亲不带她去，说：“这是应酬，你不能去！”陈娴妹问：“什么是应酬？”“应酬就是一个人去办一件从心眼里不想干，又不得不办的事！”陈娴妹说：“明白了。”转天陈娴妹就辍学了，她对父亲说：“上学就是应酬，我不上了！”二是关于毕业文凭，陈娴妹的父亲要求她起码取得高中毕业证书。陈娴妹二话未说，背起书包上学去了。晚上，父亲很晚才到家，陈娴妹又跟父亲撒娇了，她坐在父亲的腿上，双手抱着父亲的头，说：“爸爸，我毕业了。”说完，将买来的假文凭给父亲看。陈的父亲哭笑不得，女儿竟然从深圳买回来一本国内某名牌大学的“大本证书”。这就是陈娴妹，一个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她没有读过霍桑的《红字》，也没有读过《水浒传》，但她立刻想到了要给宫玉林“破相”，而且要使用史籍上被称为“墨刑”或“黥面”的酷刑，给宫玉林一个颜色看看！
阿秀、阿桂、阿娟一听，连连称赞：“高！高！这主意实在是高！”陈娴妹不动声色地问：“请谁来破相？”阿秀说：“这事还难办？有钱能使鬼推磨，先开价。”花钱买凶，是书面语言，黑道人物对此一般爱称“佣金”或“劳务费”。“佣金”的多少，是很有说法的。“要一条命”，是指将人弄死；“要半条命”，是指将人伤至重残。阿秀跟社会上一些“烂仔”的关系很好，她说：“这事交我吧，我先去找人谈价，然后咱们再订时间。”陈娴妹说：“最好是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去巴登村，你们假装‘说和’，然后备酒备菜，将他灌醉，接着下手。不过，事不宜迟，要快，现在宫玉林的把柄还在我的手里。”阿秀说：“那现在就动手！你们三个人先去巴登村，我去找人。今天夜里就把这事办了。”陈娴妹说：“一言为定。不过……”陈娴妹似乎犹豫，话说了一半，欲说还休。阿秀将了她一军：“那算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舍不得呀舍不得，小白脸真好看。”这招果然奏效，陈娴妹说：“干！一定要干！不干，我出不了这口恶气！不过，相别破的太狠了，也别叫人看出故意的痕迹，最好是像他与人打过架，或者是出了车祸……”阿秀说：“明白！就是日后法医鉴定时，也不能下‘造作伤’的结论。”陈娴妹很吃惊地说：“你还蛮懂法医学？”阿秀说：“久病成医。姑奶奶年纪不大，掺乎不少命案哩！”陈娴妹说：“那你应该带点钱呀！”阿秀说：“不成。干这活没有先交钱的，倒是先给点定金。我这儿有钱，事成了咱们再结账。”姐四个哈哈大笑一番，各奔东西了。
第九章冤家路窄相逢狭道
深圳毕竟是深圳，来自互联网的最新消息称，在全球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中，中国的深圳和广州榜上有名。周五周六入住宾馆，在西安可以享受八折优惠；在深圳不但不打折，还有可能上调百分之二十。这个现象充分说明，深圳客房的服务对象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公干人员，深圳的夜生活已经相当丰富甚至到了畸形状态。刘玉刚见宫玉林匆匆离去又久久不归，便拼命地打他的呼机。宫玉林以为陈娴妹已经回东莞了，将心一横，又找刘玉刚“挣钱”去了。陈娴妹驾车带着阿桂、阿娟来到巴登村时，发现人去楼空，顿时火冒三丈。她咬牙切齿地说：“掘地三尺，今天我也要把他揪出来！”阿桂、阿娟在旁打气：“不会费那么大的劲，不就是那么几家夜总会吗，走，咱也来回蹲堵！”这时，阿秀带着两名打手也赶来了。这两个打手是东北人，人高马大，虎背熊腰，开口就问：“该做的家伙（黑话：意指对象）在哪疙瘩啦？”阿秀说：“别急，先听主家的意见。”陈娴妹说：“他刚走，今晚保证能找到。”打手问：“小姐，怎么个做法（黑话：将人弄死谓‘包做人’；将人弄成重残谓‘包做命’；‘做法’意即要达到什么目的）？”陈娴妹说：“我还没想好。”陈娴妹将自己与宫玉林认识的经过，及宫玉林目前所做所为简单说了一遍，两个打手心领神会：“明白啦！您是要‘蝴蝶’？还是要‘肉包’？要不来个‘落风蓬’”陈娴妹直眨眼，实在听不懂这些黑话。打手解释说：“‘蝴蝶’就是脸上落疤，‘肉包’就是撕裂嘴唇；削掉了耳朵叫‘落风蓬’。”陈娴妹思前量后，决定给宫玉林做“蝴蝶”。
陈娴妹带着阿桂、阿娟，阿秀带着两名打手，驾驶两辆汽车，开始寻找宫玉林。深圳的夜总会多如牛毛，但是容留刘玉刚、宫玉林“挣钱”的场所并不多。汽车驶进一条短街，陈娴妹惊呼一声“来了”，慌忙将车刹住。五十米外，宫玉林和刘玉刚分别搂着年纪已在四十开外的女人，正有说有笑地走来。陈娴妹用尾灯向阿秀发了个信号，阿秀对打手说：“快！动手！”打手问：“哪一个？”阿秀说：“里边，靠墙那个男的。”两个打手下了车，并没有朝宫玉林走去，而是装做买烟走到了街对面。两个打手在烟店门前转过身，悄悄溜到了宫玉林和刘玉刚的身后。这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