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女人，四十上下，肥肥胖胖的，浑身披金挂银，走在街上甚是抢眼。她边追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英俊后生，边用标准的潮汕话喊着“鸭仔、鸭仔”。宫玉林心中暗惊，那个被追的年轻小伙，正是自己的同乡，因听不懂潮汕话，宫玉林以为这是受害人正在追踪一个涉案抢劫的嫌疑犯。宫玉林讲义气，就在他准备拔刀相助时，陈娴妹厉声斥道：“没你事！他是鸭哥。”
第六章男欢女爱相敬如宾
入住宾馆后，宫玉林直愣神。陈娴妹问：“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要不要看医生？”宫玉林的眼睛湿润了，他吞吞吐吐地说道：“刚才那个小伙子，是我的同乡。他叫刘玉刚，比我小两岁。每次从家乡出来，都是他带队引路抢购车票什么的，有一次，乘坐长途汽车，半路被‘烂仔’打劫了，要不是他，我们早没命了。”陈娴妹说：“我明白了！我错怪你了，不过，我希望你从今以后，再也不要与他来往。”宫玉林问：“为什么？”陈娴妹说：“他是鸭哥。”宫玉林问：“什么是鸭哥？”陈娴妹说：“你不懂，也就不要再问了。鸭哥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是最没骨气的男人。”
在以后大约一周的时间里，每天早上，陈娴妹开车过来带着宫玉林去深圳看房，晚上回到宾馆休息。因深圳的房价太高，最后二人商议决定在深圳巴登村暂租两室一厅一套单元房，月租金是3000元。深圳的巴登村，是个很怪的地方。旅游和一般公务出差的人，绝不会涉足这片土地；定居深圳的外乡人，一般也不会涉足这块巴掌般大的地方。倒是社会学家，或是揣着“解剖麻雀”的目的进行社会调研的新闻记者，才有可能潜入这块土地，管窥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陈娴妹与宫玉林是秋天相识的，一晃三个月过去，陈娴妹带着宫玉林到东莞见了自己的父母，后来是陈娴妹跟着宫玉林回了一趟湖南，见到了宫玉林的双亲。双方父母对儿女婚事均持无所谓的态度，就是说，除了一见钟情这一特定因素外，陈宫的秦晋之好，与正常人无异。
冬去春来，转眼间到了春光明媚的四月。陈娴妹与宫玉林的生活已经变得非常有规律了。他们还没有结婚，但已经是事实上的夫妻关系。除每周有一两个晚上陈娴妹要回东莞陪伴父母外，她基本住在深圳巴登村，与宫玉林谈天说地。陈娴妹的好友阿秀、阿桂、阿娟，也常来巴登村，有时玩到很晚，这三个女子干脆就不走了，反正是两室一厅，各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还是很方便的。阿秀、阿桂、阿娟的家境，与陈娴妹的家境差不多。她们都很富有，但是她们还是很羡慕陈娴妹，因为她们未能在茫茫人海中，“捞”到一个像宫玉林这样品貌俱佳的男子。宫玉林有时很着急，觉得像自己这样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子，成天无所事事，靠陈娴妹的“赏钱”（他认为陈娴妹给自己的1000元零用钱，带有恩赐的意思）过活，实在是没有意思，便几次要求陈娴妹高抬贵手“放一马”。陈娴妹却说：“1000元嫌少，毛毛雨了，给你2000元，行吗？”宫玉林说：“不是一千两千的问题，我不能这样活着！一个男人被女人养着，像什么活？”陈娴妹淡淡一笑：“乡下佬，我说你是根木头吧，没错！”
宫玉林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个现实。宫玉林的心理是很矛盾的，在他看来，陈娴妹是个无可挑剔的女人，漂亮、温柔，又很有钱，她不需要男人外出打工支撑一个家，她只需要男人在她渴望爱情的时候，给她心理和生理上的刺激。作为一个男人，这无疑是前世积德的结果，然而，宫玉林不相信宿命论，他觉得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一种恶兆，不知哪一天，飞来横祸会降临自己身上。晚上，陈娴妹如果不来巴登村，她会打来电话的。宫玉林如果接不到电话，会很难受，他会觉得这一夜的时光是那么漫长，以至长到度秒如年。深圳毕竟是深圳，深圳不是北京不是天津也不是上海，她是光怪陆离的，繁华似锦与血雨腥风交织在一起，那么和谐地成为一幅“清明上河图”。有时等到子夜，陈娴妹的电话还不打来，宫玉林就知道“今天没戏了”。为了消磨时间，宫玉林有时就夜逛深圳。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与深圳的夜生活等媲美，深圳的夜生活开场时间最早，散场时间最晚，凌晨两三点钟与晚间八九点钟，其繁华程度几乎无异。宫玉林决心在陈娴妹不在身边的时候，寻找他的同乡刘玉刚，即那个被陈娴妹称为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他不清楚，在女人眼中什么男人最坏最没骨气，他更不明白在陈娴妹眼里，刘玉刚为什么如此“讨嫌”。于是，为了寻找刘玉刚，宫玉林走进了一家又一家夜总会。
第七章步入欢场邂逅鸭哥
深圳巴登村是窥视大千世界的窗口。这里，有售价最高的商品房，也有条件最差的出租屋；有开出天价的名牌产品，也有价格低到让人发愣的冒牌劣货；有万元一席食客吃罢肚子还觉得饿的“帝王宴”，也有十元一份“吃不了还得兜着走”的快餐店……大街上，百万富翁叼着牙签打着饱嗝一步三晃地遛弯消食，野鸡暗娼乔装发廊小姐挤眉弄眼地挑逗嫖客，有钱的要休闲，没辙的要搞钱，手里没钱穷得没法休闲的，便替人代卖“毕业文凭”，代办“边防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