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分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场》编委而罹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红楼》第2期一次就发表了他六首《大学抒情》。这天我与他的圆明园之晤，如果被人发现，便会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幸而其时奇寒，圆明园废墟之间更为荒凉，谁肯来此谈情说爱，此可谓苍天之助！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讲，“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监狱里，我又与张志华相遇，与这一次圆明园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状，他简短地告诉我：他到上海去找过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从南校门走到海淀。五七年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向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惟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测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我无意地一抬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当然尚多，但余兴确已太少，更何况在此浏览者多不是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年少”，一种“壮怀”不断地“激烈”，也会带来厌倦与乏味、无聊与肤浅，说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读书与思考，“道不行，乘桴桴于海”，这正是一种层次。所以，一场“山雨”倾盆之后，打与被打、斗与被斗，都化作噩梦般的记忆，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庆大家相逢一笑的时候，都笑得十分尴尬与惨然！而且只说“天气很好”，别的，则“不好说”了。
正是那么一个对人格扭曲的时代，连北大的空气与传统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谁都不应该迷信或想象那里何等圣洁，那里从来就没有“圣洁”过！过去了的一百年中也绝无此事！始终是“光荣与耻辱”杂糅的闹市，（钱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的学术报告，言之甚确、甚详。）而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屈原《卜居》）的境况时为主流，翦伯赞先生与夫人就双双自杀在那里，马寅初校长就被从那里赶走！百年校庆期间，我去拜见久别的恩师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燕南园故居已陈旧不堪，墙壁与地面都已驳落与漶漫，园内一片荒芜。室内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看见的沙发与木椅，老人家八十多岁的高龄，静静地坐在那狭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谢冕兄向我说：“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太穷。”谁能想到，这位誉满中外的诗人与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飞黄腾达，风云于政坛与学坛之上，也以“大师”的姿态大讲什么什么“国学”之类，“雷鸣”不休，而这位培训“大师”的真正大师，却寂然地坐在久居半个世纪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狭小的废园。当我向他提到他的诗集《春野与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华年的回忆中去，吟诵着：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
冬天的风哪里去了
仿佛傍午的一点钟声
柔和得像三月的风
随着无名的蝴蝶
飞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极了，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意境中去！而后，又从兴奋中的华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坐在狭小的窗前，“好像一段果木头”！他还零碎地记忆着往事，而且还提到一个女学生之死。他的回忆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由他的废园向南顶多也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便是那海淀新华书店，那个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贵的一次话别，从此，大家皆沉入离散！这是在尚称自由的日子里的一次相逢、一次离散！真可谓苍天悯人！而九年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又有一次相逢与离散，那已经是铁窗下的悲欢，林昭诗中谓“吞声九载”便是。这也是我们所不曾料到的啊！
那天晚上，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了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如此绸缪是准备着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