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和《是时候了》，驳斥“向左、向左”者！
口战之后，文战继续着！
但林昭却是沉默了！她开始在她的班里被批斗。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与大餐厅南门正对着的学生宿舍楼16斋的北墙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告了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我班有两位同学已跬步不离地与我朝夕“厮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不能回家。那两位同学一位家在武汉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归去！校园内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舍里读线装书，却并无人监管。她告诉我：8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这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被隔离的灰色的7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的机会，这真是“天作之合”。
负责监管我的两君，其任务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胜任，他们毕竟是我的同窗，对我甚知，起初甚严，继乃渐懈，后则渐宽，直至只要晚间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面。校内18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32次车的末班九点半即无，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来后，二君均已鼾声如雷，次日亦不追问。
林昭8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刹海，其时天色已黑，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一次什刹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了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却不再来信，直到9月开学，我又随班上课，这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开始写毕业论文，游国恩先生已找我谈过两次话，于是我又天天跑图书馆善本书库，读线装书，却未再遇见林昭，也不能向人询问她何以在沪未归，只让疑团在胸而已。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如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大致讲了几句盲目的乐观，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右）、划（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分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五七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坚刁自宫”式的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在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饭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跺扁，大骂而去，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分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12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