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中学红代会压《中学文革报》发表声明承认《出身论》是反动的，遇罗克和绝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报纸只好被迫停刊。也有好心的朋友劝遇罗克低头认个错，罗克坚决地回答：“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念……我的小市民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而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样危险的暴风雨的岁月里，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勇敢的声音！”
处境虽然险恶，罗克泰然自若，又研究起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来了。1967年下半年，他撰写了一篇《工资论》。他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的贡献发给。他还曾以自己的工厂为例，这样对同伴说：“工厂想要一部新设备，先要由技术员向厂领导提出，工厂再向市里申请，市一级再转部一级，一个部再通过几个部，转来转去，一部设备批下来就需要几年，机器到手也算不得先进了。这种计划经济，很有必要改善。”一个青年在当时就能看出这些问题，他的思想是多么锐敏啊！
尽管遇罗克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某些社会弊病，但他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是从不动摇的。他对《中学文革报》的女同学小陶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面毕竟是多的。”他在一份材料中还写道：“我是准备将自己的一生全部投入到最后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的，这个志向我是很坚定的。”“我热爱党，是因为她解放了千百万被压迫的人民……我向往党所领导的战争年代。”
1968年的第一天，罗克像往常一样，作了“1967年的总结”，写了“1968年的读书计划（104册）”。在长达7000字的“总结”中，他写道，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地抗议、强烈地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他回顾了《出身论》以及前后写成的十几万字文章，自豪地写道：“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他深知与封建主义做斗争的艰巨性，他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最后，他深情地写道：“这就是战斗。任何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一天深夜，几个年轻伙伴正聚集在罗克的小屋里，罗克进来了。那天他谈话的兴致很高，当谈到一些青年思想混乱，有的甚至想出国时，罗克讲了几句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多少年后，同伴们一想起罗克，耳边就响起了他那正气凛然、斩钉截铁的声音：“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什么时候你们听说我自杀了，那准是谣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我永远说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就在写完总结的第四天，遇罗克被捕了。捕前他曾请一位好友给自己用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个条幅。条幅还未写来，他就上了囚车。他把革命先烈的诗句铭刻在心底，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斗争。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当晚7时45分至11时35分，进行了第一次“预审”。遇罗克一开始就申明“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他说，“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的日记是表达我对党的热爱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
“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然而，近4个小时的审讯，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在频繁进行的几十次审讯中，遇罗克大义凛然，唇枪舌剑，同封建法西斯专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遇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遇罗克说：“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预审庭又问：“你为什么攻击江青同志？”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预审员气得大骂：“混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对强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