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问题”时，罗克首先论证了出身与成分完全不是一回事，驳斥了“唯出身论”，指出“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痛斥血统论的卫道士：“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最后发出呼号：“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这不是一篇墨写的文章，而是一位勇敢捍卫真理的战士用泪用血用生命写成的战斗宣言。
10月深秋的北京街头。被一片“打倒”声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忽然在许多公共场所读到一份油印的《出身论》，仿佛漫天阴霾中透出一片阳光，多少人在阅读，在抄录，在沉思，在议论。
原来，《出身论》完稿后，他先寄给党中央，没有回音，继而准备发表。但是当时的小报不肯刊登这篇文章，怎么办呢？这时，一个在广州串连的弟弟来信告诉罗克一种最简便的用刮板油印的方法，他立即从每月16元学徒工的工资里拿钱买来纸张，借来钢板，和妹妹弟弟一起油印了几百份。
“哥哥，你为什么要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个名义呢？”罗锦问。
“因为我不喜欢战斗队一类浮而不实的名称，我希望这个名称能使每个家庭都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出身论》引起的反响，甚至出乎遇罗克的意料。深为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第1期三万份小报，一抢而空。很快重印六万份，又立即售尽。
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又一鼓作气写了十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等小报上。他在文章中说，反动对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特别点出了血统论的封建根基。他还推荐刊登了一篇几位初中学生支持《出身论》的文章，因为文章分析了封建社会里世袭制度、科举、宗教等与血统论的关系，他认为写得很有道理。刊登这些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为此声名大振，《出身论》在许多地方不胫而走。
难以数计的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开始，邮递员每天送来一大堆来信，不久，邮递员“拒绝”送了，因为，实在多得他拿不动，编辑部便每天派人用麻袋去装。来信中恳切的支持，愤怒的控诉，热情的希望，无时不在激动着罗克的心。来信人不仅有所谓“黑七类”子女，也有“红五类”的后代。贵阳一位青年在来信中说，他在街上读到《出身论》，触文伤情，痛哭失声，无法读下去，跑回家呆一会再来读，又哭得读不下去。几次读，几次哭，才把全文读完。遇罗克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来信不仅使他了解到人们对《出身论》的反应，还给他提供了许多血统论猖獗的情况，就与同伴一起记下了一些来信人的地址，还同一些人进行通信联系。谁能料到，到后来这也成了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证据”。
当然，《出身论》也招来了强烈的反对和咒骂。报纸被撕碎，被抢走，卖报的和读报的被围攻，被殴打，是常有的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来表态，公然说《出身论》是反动的。面对来自权力顶峰人物的强大压力，年轻的罗遇克始终坚强不屈。四五月间，他五次上书毛主席，明确表示：戚本禹“在4·14的会上说我（一个最普通的学徒工）写的《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我不同意。”他诚恳地汇报了《出身论》的主要论点，驳斥了对方的诬陷，光明磊落地申明“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就是自己，表示还希望向中央系统汇报写这篇文章的大量依据和情况。但是，五封书信，均无下文。罗克忧思万千，他在5月8日给弟弟罗文的信中说：“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一次，一群人把他整整围攻了一下午，名为“辩论”，其实是又推又打。正当家人着急时，罗克斗志昂扬地回来了，他对家人说：“有了今天的锻炼，我以后不会叛变了。”
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不久，他上街去，发现有人老跟着他。
对于未来的危险，遇罗克早有准备。他在给广东一同志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尽管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