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在这场几乎完全一边倒的“论战”中，这位23岁的“黄口孺子”就是这样不畏权势，向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发起了反击。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终于开始了，晴朗的天空刹那间被搅得乌云翻滚，地暗天昏。政治生活如此反常，多少人为之惊慌，多少人感到迷惘，遇罗克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以一双锐利的眼睛，刺过铺天而来的夜幕，对发生的一切作了锐敏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
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月的日记中，他就感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在2月6日日记中，他批判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词句颂扬毛泽东同志。他写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5月4日日记中写着：“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崇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在5月23日日记中还写道：“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他称“高炬”（江青化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在5月13日日记中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6月4日日记中对运动中的狂热极为不满，他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已。”这时，他己来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在7月29日日记中写道：“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他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他的日记中记载着：“《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禁演《祝福》）：‘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是要求的‘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
他坚决反对别有用心地煽动一部分青少年的狂热性。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着：“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据说红卫兵砸人家的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人家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他还嘲笑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刮起的那股改名之风。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他对揪斗的所谓黑帮特别同情，并对他们始终不承认黑帮的气节格外赞颂。在8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了揪斗厂里的一个当权派的情形，当时下雨了，群众或有雨具遮雨，或找个地方避雨，只有这个当权派淋着。日记中写道：“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遇罗克对这个当权派过去搞空头政治是很不满的，但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把干群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啊，既制不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在大雨里，岂不枉哉？”8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到斗这个所谓黑帮时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有气节的人。”
尽管遇罗克冒着明显的风险参加了战斗，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