炕占去地下近一半面积，伸手几乎能摸到报纸糊的顶棚。菜园小队的许多青年的家在这村里，时常有人来找他聊聊，或托他在城里办点杂事。但都不多坐，因为壁上贴着一张纸条，严格要求着客人：
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在另一间小屋住的青年认为这有些使人难堪。罗克说，无论“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耗费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无暇多顾了。
一个寒冬之夜，窗外飘着雪花。屋里暗弱的灯光下，脸盆里残水结冰，一阵阵寒气袭人。就在这时，罗克披着棉袄走进那位青年的屋里。他举着一本书，连声赞叹：“写得太好了！你也应该看看。”
原来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青年接过书，看到书上有很多罗克写的批语，如“智慧”、“矛盾！”“不通”、“远见”、“无与伦比的文字”……
就在这样的陋室里，在这样的溽暑寒冬的环境中，遇罗克在苦读的同时，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他的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涉猎面既广且深。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雕堡与菜花老人》，1963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更大量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却因作者“家庭问题”而不能发表。
出身！出身！什么时候才能掀掉这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呢？遇罗克提笔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不屈的赤子之心：要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决地走下去。
千顷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1964年初，他因病回城。临走前，他在自己小屋的墙壁上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物去人飞陋室留，斯人知唱不知愁。
“诗言志。”短短两句，足见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境界。
“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遇罗克养病期间，每天仍然去首都图书馆读书。两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所小学代课。虽然由于认真负责，他在这些单位都曾受到表扬，但是，一翻档案，谁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
没有一个固定职业，遇罗克就自己抓紧时间读书和写作。1964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所谓“路线问题”，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转过年的春天，仍在农村的一位好友忽然接到遇罗克一封求助信，请他代答一大串解析几何和微分学习题。好友不明白，怎么罗克突然又对数学感兴趣了？不久他去罗克家才发现，原来他为了读懂康德和黑格尔的原著，正在自学《高等数学讲义》。
1965年11月，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个精心制造的大冤案开始了。乌云压顶的海面上，罗克就像一只渴望战斗已久的海燕，挺身而出了。
多少个日夜学来的马列主义观点，多少次苦读掌握的文史哲知识，多少回写作练就的犀利文笔，此刻从笔端奔涌而出。短短的时间里，一篇16000多字的《论“清”官非“官”》完成了，一篇15000多字的《人们需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草就了，又一篇14000多字的《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问世了，篇篇文章像阵阵排炮直射姚文元一伙的要害。
在《论“清”官非“官”》中，他肯定了“清官身上是有人民性的”，指出“对于清官身上的这些人民性我们要不要继承？姚文元……表示不能继承。谁要继承谁就是要搞垮人民公社，谁就是要为反革命分子申冤，其罪莫大焉！”“清官比贪官更坏。……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啊！”这样的文章却不能见报。《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投到陈伯达把持下的《红旗》杂志，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用嘲笑的口吻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种种谬论。尽管他看到版面编排对他不利，尽管父母亲友都为他担心，他却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他写道：“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