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完后她还是走到第三进天井肖家的楼下。她抬头望了望，觉得最后一次爬上肖家好像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她找到了肖的那所小学，又在小学附近的一条小巷找到了肖的新居。
肖来开的门。他几乎是一个老人了，头发花白了，干瘦，在家里还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他没认出她。她说了她是谁。肖想了一想，才猛然记起似的，慌乱地让她进屋。就在走向小客厅的那对沙发的几步路中，她看见肖的腿瘸得很厉害。这时她才真切地听见了三十年前的那两声枪响。
肖待她坐下，又慌乱地去沏茶。肖问她是怎么寻到这儿来的。她说她去了肖原来那个大院。肖说，那个院子马上也要拆了。她问肖的母亲，肖说母亲在屋里睡着。天冷，母亲身体不好，没有起床。她又问肖的妻子和孩子。肖说他妻子上班去了，妻子在一家商场做营业员，今天是中班，到夜里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有一个孩子，是男孩，十九岁，在读技校，平日住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今天是跟几个同学看一部什么刚上演的美国片子去了。
大年初二，肖的家里没有一点年节气氛。客厅中间有一只煤炉。但屋里依然很冷。她说很多年没有在国内过春节了，觉得不像从前那么热闹。肖说不让放鞭炮了，又没兴致弄什么吃的，各家各户的人也少了起来，所以比原来冷清多了。
肖很拘谨地问起她的情况，她简略说了一下。听说她在日本有一家公司，肖一下兴奋起来，忙问她的公司做些什么，然后说自己的学校办了两个校办工厂，他就是负责校办工厂的副校长。这几年校办工厂很不好办了，没有好项目，没有资金，老师们的奖金、福利、住房又都指望着校办工厂。他很认真地说，她要有条件，有机会，一定关照一下他们。
她很想和肖谈往事。谈谈那次扒货车，谈谈那全市第一张红卫兵宣言，谈谈被打成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甚至谈谈那次“处决”，和“处决”之后各自的遭遇。但尚却-直在谈他的校办工厂，谈它们几年前的兴旺，谈它们这两年的艰难，然后又询问起她的公司在中国有没有投资意向。他说他们教委还有一个大公司，如有大的投资项目也可以和教委那个大公司合作。
后来，她问起了钟。削很吃惊，说，你没有跟钟联系过？她说没有，她跟谁都没有联系过。肖说，听说钟现在在南方，生意也做得很大了。八十年代初钟来找过他一次，那时钟已出狱一年多，他坐了十二年牢，提前出来了。她问钟对他说了些什么。肖说，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事，那些事在当年审查时已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遍了，我现在想都不愿意再想它，大家都是受害者，不存在谁对谁错谁向谁道歉的问题。肖说钟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准备和离休的父母一道回陕西老家去。几年以后，好像是八四年或八五年，在街上碰见过钟一次，钟说他已在一家部队背景的公司里面做，父母亲也没有回老家。肖说最后一次见钟是前年，在中央电视台办的一个体育晚会上，钟以一个什么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向某足球队捐款，很大一笔钱，几十万还是几百万。钟还讲了话，说自己少年时就做足球梦，中学还当过足球队长，是一个很棒的前锋，然后足球队送了钟一只全体队员签名的足球。
可以看得出来，肖的生活依然不富裕，家里的民设，在她出国前，大陆一般人家就有了。她突然想给他一点钱，又觉得这样做有点欺侮人，似乎想轻易地将三十年前的那一笔孽债洗刷掉，但她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她惶惶然像做坏事似的几次将手伸进口袋也没敢拍出来。后来谈起了肖的母亲。肖说母亲一生为他吃了很多苦，特别是那次事情以后，多少年没过安神日子。现在刚刚好一点，又落了一身的病，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看病吃药都得自己掏钱。母亲一生俭省要强，大病小病都不愿看。入冬以来一直不好，怕打不过今年的。她到肖家来之前，最害怕的是见到肖的母亲，进门后听肖说他母亲睡着，才宽松一些：现在听肖这么一说，便想进屋去看望一下。但肖极力阻拦，说母亲眼睛已看不大清楚人了，屋子里空气也不好。这时她便将口袋里的十万日元拿了出来，说给伯母找个好医院看看。这笔钱她原本想留给弟妹，在父亲有什么不测时用。肖一看这么大的数字，一下都惊呆了，连忙推还过去。她说日元面值大，这其实没多少。肖说不管多少我也不能要你的钱。她说这是我对伯母的一点心意……她说着，眼泪都快出来了，她差一点就要像日本人那样跪下去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正在他们推推扯扯的时候，有人敲门，肖去开了门，门口站了两个中年男人，忙匆匆地要肖到楼上哪个老师家去打麻将。肖说家里来了客。那两个人便说我们在楼上等你，快点来。在肖和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她把那十万日元压在茶杯下面，走到门口向肖告辞。肖挽留不住，便锁上门去送她。
肖一瘸一瘸地下楼，一瘸一瘸跟着她。两个人都不知说什么话好。她知道，身边这个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瘸腿男人，是三十年前那个睿智沉着正直厚道的风华少年演变而来的，但他已经不是那个肖了。不是那个在装满黄沙的货车车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