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作为林彪一夥武装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心。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
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人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小窝棚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们也躲进小窝棚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小窝棚；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