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在一座桥上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中国军民马上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