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经历过防备共军突然袭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岗巡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记的都是平安无事。因为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年以后，上级也许是察觉到每天晚上要那么多的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站岗巡逻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途中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一个人从大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上级要求我队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我和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装的苏军巡逻兵。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尾随他们前进。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飞机也来过了。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给公社打电话，公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保持镇静。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还没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现场分析情况。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人的动静。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过。连长回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保护，一个人往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社，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车经过，就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来似的。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未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县军民虚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时间。
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议取消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心里一震，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俗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具体姓名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泰”，与当时我公社党委副书记迟仁泰(一度官至地区党委副书记，1980年代降为漠河林业局党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