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逐渐好转和人民对蒙博托的敬仰之情的加深，这一场文化运动也开始演变为一场思想控制和个人崇拜的手段。
不容否认，真实性运动的历史意义远不仅此而已。
首先，这是一项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非殖民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的遗产，还非洲历史的本来面目。据此，“我们要做真正的非洲人”，“我们要保持非洲人固有的真实人格”，这些表述已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第二，这是在扎伊尔国民中培养民族感情，加强民族意识的重大举措。经过这场运动，人民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一个扎伊尔人不再强调自己的地区和民族而强调“我是扎伊尔人”时，这一事实已说明了“民族真实性”运动的意义所在。
“管理不善”与官僚腐败现象
在发展中国家，权力的相对集中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集中要有利于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然而，在扎伊尔，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情景。在这里，官僚的腐败现象处处可见，小到摆摊的小贩必经交纳一定数量的好处费才能生存，大到部长级干部可以卖官鬻爵。联合国的报告指责扎伊尔“管理不善”；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责这个国家“管理不善”；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常常批评这一点，新闻媒介的披露则更是家常便饭。
就是早已大权在握的蒙博托将军自己，也毫不掩饰扎伊尔存在的这一毒瘤。在1977年召开的人民革命运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公开指责了这一现象，并指出这是扎伊尔政治的特点：
“总而言之，在我们国家，一切东西都可以出卖，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到。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只要掌握了一点点权力，他就要用这种权力来非法攫取钱财、物质、荣誉，或尽可能地避免承担任何责任。
更糟糕的是，一个公民如果要求他那一点最合法的权利得到尊重，他将被罚以无形税收，而这种税公然就被塞进了官员的腰包。
这样，要求一位公务员听取自己意见的权利，为自己孩子在学校注册或在年底得到成绩单的权利，获得医生治疗的权利，为在飞机上获得一个座位，为得到一张重要的许可证或一张证书——我可以无上境地继续列举下去——所有这些都需要上述的无形税，尽管无形，但却无人不知，所有的人都有此期望。
这样，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失去其政治特征而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市场的危险……面临所有这些罪恶，我们必须承认，党和国家在阻止坏的行为和鼓励好的行为方面往往并不成功。”
这种批评是严厉的，这种态度也十分坦率。但如果我们再问一句：为什么政府的努力往往不能成功，其答案将会使蒙博托将军十分尴尬：总统本人的行为为其部下树立了“光辉榜样”。己不正，焉能正人？
关于蒙博托的财产，国外媒介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青年非洲》的记者说他的财产“据说已达3O亿美元”；
“蒙博托拥有6O亿美元。”一位比利时议员如是说。一个天文数字。
一位反对派人士列举了这位扎伊尔总统的财产：“据最保守的估计，他个人的财产达25亿美元。众所周知，其中数百万来自国家财政预算。”
“一直贪污受贿的蒙博托是一个可与菲律宾的马科斯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相比的独裁者。”扎伊尔议会中3名有影响的议员对他是这样指责的。他的反对派估计，他的个人财产已达扎伊尔的外债（9O亿美元）的四分之三。又是一个天文数字！
够了，够了。让我们还是来听听这位喜欢手拿权杖的总统的自白吧。他曾经接受了《青年非洲》的记者塞南·安德里亚米拉多的采访。这位记者单刀直入，一开始就直接问起了这位总统的财产。
问：你很富有，据说你的财产已达到3O亿美元！
答：哈，哈，哈（长时间大笑），一位比利时议员说我拥有6O亿美元！你听到了吧！
问：至少你不会跟我说你是个穷汉。
答：在你看来，我住的倒是不错。可是，大概我是非洲国家首脑中唯一没建筑王宫的人。我的住房是我私人的，从196O年以来，我就住在这儿。我担任过陆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直到国家元首，从196O年以来，我从未换过住房。
从蒙博托的回答来看，他在有意回避问题。塞南·安德里亚米拉多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对蒙博托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又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式，追问他的“财产”问题。
问：假如你不介意的话，还是谈谈你的财产，这至少不是什么无稽之谈。
答：好吧。你说的这些使我发笑。我妻子在世时，我们在布鲁塞尔买了几栋房子，这是事实。因为我们是为孩子的未来考虑的
问：你能说出是几栋房子吗？
答：4栋或者5栋，那可并不算财产啊！
问：别的你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国外没有庄园，也没有股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