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军队又向加丹加纵深挺进。他们在布卡武与空降到此地的雇佣军进行了殊死的争夺战后，叛乱部队不得不撤往卢旺达。11月2日，博布·德纳尔将军又在迪洛洛地区给叛乱军以致命打击。
蒙博托对1964年叛乱的中心人物皮埃尔·缪勒尔一直耿耿于怀。叛乱失败后，缨勒尔一直躲在布拉柴维尔。当他得知国内大赦的消息后，回到了金沙萨。蒙博托此时正在摩洛哥进行正式访问。他一回到金沙萨，立即宣布：皮埃尔·缀勒尔将作为战争罪犯予以审判。1968年1O月8日，缪勒尔被判处死刑，翌日即被枪决。一个星期后，几百名所谓“皮埃尔·缪勒尔的同谋者”遭到逮捕。11月18日，数千名缀勒尔的追随者向政府投降。
蒙博托对1961年重组军队带来的好处是不会忘记的。他决定用同样的办法来培植人民革命运动党内的亲信。由于这个政党的党员并非自愿加入，所以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为了将人民革命运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蒙博托采取了办训练班的办法。
1968年2月8日，人民革命运动的约5OO名干部集中到金沙萨。在训练班的开幕式上，蒙博托向这些党内精英介绍了国内的治安问题，谈到了即将对全国所有政治犯实行大赦的想法，并指出了刚果将面临的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他向这些党政干部提出要求：仔细研究刚果的问题。这个训练班共举办了7个星期的时间。
蒙博托将军又于1968年7月15日在全国实行了对话的办法，以加强政府与普通民众的沟通，这一措施对干部联系群众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随后，他又举办了几期地区专员和市长训练班，希望提高地方行政官员的素质，并培养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通过以上几种办法，蒙博托在政党和政府培植了自己的亲信，并建立了一个关系网。这种干部制度以个人关系为基础，以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挂钩为动力。
经过短短几年努力，蒙博托已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和行政上的建制，并建立了以人民革命运动为核心的组织基础。随后，他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1968年初，蒙博托提出了“真实的扎伊尔民族主义”的口号，并在1970年召开的人民革命运动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上把“真实的扎伊尔民族主义”确立为人民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1971年2月，蒙博托在访问塞内加尔时首次提出“真实性”的思想。
蒙博托认为，长期的殖民统治在扎伊尔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人民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种印记随处可见，在语言文化、服饰文化上，在政治思想、政治体制上，在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殖民主义的痕迹。只有彻底改变这种状态，才能前进。
根据蒙博托的解释，真实性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含义是；任何事物都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而不应该按照别的方式行事。根据这种思想，他提出了“恢复民族真实性”的口号。在1972年5月召开的人民革命运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蒙博托又将“恢复民族真实性”解释为“发扬民族真实性”。他认为，“恢复”和“发扬”的含义并不一致：
“发扬不是恢复。我们不打算盲目地恢复我们的一切传统的风俗，而只是选择那些能完美地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那些风俗。这些风俗鼓励进步，创立一种激进的、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
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扎伊尔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真实性”运动。“刚果民主共和国”更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利奥波德维尔”改名为“金沙萨”。与此同时，扎伊尔各个城市的名称、街道的名称和纪念碑的名称都改成了非洲名称。人们的姓名中的西方名字也要求换上非洲人的名字。在这一点上，蒙博托带头改名。蒙博托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受天主教洗礼后取名为约瑟夫·德西雷。在这场“民族真实性”运动中，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其中的“塞塞”意为“土地”，“塞科”意为“大无畏的勇士”，总的含义为“扎伊尔河边不可战胜的勇士”。
在这场运动中，西装革履也被废除了，被一种称为“阿巴高斯”的扎伊尔民族服装所取代。“阿巴高斯”是法语“打倒西装”的简称，因此也简称为“打倒装”。它类似中国的学生装，但领子尖长，穿的人脖系围巾，看上去典雅大方。这样，在扎伊尔的大街上，除了外国人，人们再也看不到打领带的人了。
由于这场运动主要涉及的是文化方面，因此，人们也将其称为“文化革命运动”。1974年7月，在人民革命运动的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蒙博托主义”，这使在扎伊尔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更为明朗化。什么叫“蒙博托主义”呢？蒙博托在1975年回答《欧洲海外》杂志记者时作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概括。“蒙博托主义就是人民革命运动主席和创始人的思想、行动和教导。”
由此看来，真实性运动是一种非洲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但随着蒙博托地位的巩固，扎伊尔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