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办才好呢？”我就问他：“真是像新闻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接受献金了吗？”听了这些话，夏本好像在盘算着什么似的，悄悄地看了一下我的脸，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又接着说：“怎么办才好呢？”
听到这些，我说：“你肯定是要被逮捕的，他们肯定会追究田中角荣先生的责任。”夏本说：“那就看三木总理怎么想了。”我接着说：“你们是在一条船上了，就不要说什么怎么办？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绝无此事。”说完这些以后，我们就去田中的私宅。
这时，站在被告席上的夏本，终于仰起了头，好像要寻找一点支撑的东西。他可爱的前妻2O多分钟的发言，作为一份关键证词，把田中方面花费了近4年时间费尽心机洗刷夏本无罪的美梦彻底粉碎。这也意味着，整个洛克希德案的基本事实已完全澄清，田中对检察方这样一种长时间的拉锯战发生了倾斜，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自己心里对洛克希德案作出判决。于是，从公众视线到大众传媒密切关注的状况逐渐改变，田中角荣和他的洛克希德案仅仅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舆论称三惠子的出庭为检查方的“杀手锏”是毫不为过的。
三惠子一下子成为新闻的焦点，她对围上来询问她作证时的心情的记者们说：“蜜蜂很清醒，螫完了人自己也要死的。”各种刊物纷纷追根求源，调查披露三惠子的生活经历，甚至进行隐私曝光、进行人身攻击。也有记者借三惠子在洛克希德案发时与夏本分手，很快又再婚来证明“反复无常”、“落井下石”之类的愤愤不平。但很多女性站出来，大力赞扬她“勇敢的行动”，一时间吵吵嚷嚷，争论不休。
而此刻的夏本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的打击。在他踌躇满志、官运亨通时与自己夫人离婚，娶了这位如花似玉的三惠子，而一旦自己身陷牢狱便立即同自己分手，而且使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昔日的辉煌、今天的失意、明天的迷茫，使夏本思绪难平，说不清是悔还是恨。终于，三惠子作证后不到两个月，夏本在田中事务所内原长荣律师的办公室里突然倒下，被迅速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为脑溢血。尽管没有危及生命，但从此便与病床为伴，形同终生监禁。
夏本突病，为田中方面又增添了一些阴影。也有人说，1981年底夏本的染疾实际上象征着整个田中阵营的发病。
判决与上诉
1982年新年（日本新年为1月1日）刚过，12日，洛克希德案第6个年头第一次开庭。面对公众年底之前判决的呼声，法庭方面加紧了审判速度。相比之下，田中方面只能消极应战，设法拖延时间，另作文章。
冈田光了审判长发问：“被告夏本敏夫情况怎么样？”辩护团律师呈上医院开的诊断书，上面注明“因脑内出血三个月之内不可能出庭”。因此，主任辩护律师原长荣向法庭提出要求：“因为夏本两个多月不能出庭，因此特向法庭提出休庭。”
冈田光了并不答话，而是寻找另一个问题，“关于职务权限的立证怎么样呢？”检事回答说；“用三个月差不多能完成。”冈田就提出：“关于职务权限问题，没有夏本敏夫也可以讨论。”辩护方立即反击：“没有夏本尽管也可以做，但准备还是需要时间的……”冈田顺势提出“夏本不在现场的证明可以了结了。”辩护方愣了一下，然后争辩说：“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东西，如果夏本敏夫不在的话，可能……”这时坐在对面的检事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田中方在新的一年里仍然如此固执、毫不合作感到遗憾。形势很明显了，田中方律师们也都是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老兵，很快意识到再争下去也毫无意义，甚至可能迫使法庭直接判决。于是便理智地作了退步，“不在现场的辩护可以结束，接下来是关于职务权限沦，希望尽快能够结束此案。”这就意味着由田中方面“反攻之年”转向了今年检察方面的“定罪之年”，形势明朗起来。同时，田中方面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职务权限论。
根据日本法律的规定，所谓“受托受贿罪”成立必须要具备三个要件：其一，被告人确实接受了贿赂。其二，行贿方面确实对被告有过托求。第三，被告人确实有此职务权限可以满足行贿者的要求。即使前两者成立，而被告没有此职务权限，也不能确定为“受托受贿罪”。这样的官僚一般不受法律制裁，但被人们称作“灰色高官”。这也就意味着，田中方面希望把辩论由“根本不在现场”或者“没有接受5亿日元”，转向田中仅仅是接受政治献金而已，这是处于法律制裁范围之外的事。
“政治献金”就是政治家用于政治活动的金钱。由于实行民主制度，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要进行大规模的游说、召开各种政治集会来争取选民的理解与支持。一旦当选，要进行各种调查、研究，通过各种维持与选民的联系等等各种政治活动，而要进行这些活动，就必须有资金，国家虽然从国库中支付给每个当选的政治家一定的政治资金，如工资收入、雇佣秘书费用、调查费等等，但毫无疑问是远远不足的，尤其是在当选之前急需大量资金。因此日本规定了政治家可以以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