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点2O分左右在英国大使馆附近路上接受献金。而清水日记中则记录着相反的事实。12点5分从官邸到砂防会馆，此时证人为赤城宗德；然后从会馆到议会，又转向斋藤清志的宾馆，证明人是斋藤清志；回头又回到议会，见到了证人毛利松平、山下元利；大约下午2点4O分左右回到官邸，证明人是后藤田正晴。
例如，毛利松平说，他记得那天下午2点左右，在议会自民党干事长室遇到过夏本秘书。为什么记得呢？那天乱糟糟的国会上，前众议院议长提出了整顿案，那时大约是下午2点左右，正好碰上夏本。
“在池袋有个叫冈部的针灸医生，夏本曾去看过二三次，看着气色不好的夏本，我很担心，便问他是否还去针灸，他回答说：‘还去看呢！’我记得很清楚。”
检察方很快提审夏本，问他大约什么时间去过冈部的针灸院，夏本说：“大约197O年下半年开始，到1972年前后。”这样，毛利松平的证言就不攻自破了。
而山下元利和后藤田正晴虽然证明8月1O日下午见到过夏本，但令人奇怪的是，警方问及其他发生在当天的事情，两人皆一无所知。后藤田辩解说：“我没有看那一天其他活动的记录，所以不记得了。”而山下则更干脆，他只愿回答与夏本见过面这件事，而其他与此事无关的事情都拒绝回答。这显然是避免“言多有失”，但这种回答方式显然不会使法庭相信夏本不在现场的辩护。
说起这件“秘密武器”的炮制过程，最初起于夏本。保释出狱以后，他全盘推翻了自己的供词，挖空心思洗刷自己。几个月后，他打电话问清水：“我做秘书官时很多活动已经记得不清楚了，你有什么资料吗？”清水便告诉他自己有行车日记一事。于是，夏本与辩护律师商议以此为契机入手活动。
至于进一步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目击者们”，则是通过查阅当年总理官邸的会客记录找出来的，作为曾经权倾一时的秘书官，夏本是总理府的大忙人，几乎无人不知。当然，能让身居高位要职的官员们来作证，又绝对不是夏本个人的能量，而是凭着田中的面子，实际上洗清了夏本也就洗清了田中。
但纸包不住火，在检察方的多方查证反击之下，田中方面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而且，这也提醒了检察方，要想彻底粉碎四中方面的幻想，取得重大进展，就必须获取新的证据。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找到“杀手锏”，而且也是从夏本身上突破的，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警方最初的反击是充分取证，指控“清水日记”及“目击者”有伪证罪嫌疑。按日本刑法第169条规定“依照法律宣誓的证人如果陈述虚伪事实，要处3个月以上1O年以下的征役。”作为一种重罪，伪证罪一直是检察方面的有力武器。此次动用检事3O人，副检事及事务官6O人，这个阵容和洛克希德案发时的规模差不多。
曾证明夏本第二次取钱的时间不在犯罪现场的松平悌二郎，说因为记得有人从田中那儿要了一幅字，那时曾见过夏本。但检察面从官邸的“用纸记录”中发现，田中写字用的那种纸是在另外一天取走的。面临伪证危险的松平进退两难，不得不向警方低头。10月12日，他又一次站到证人席上，公开道歉：“5月的证言与记忆有误。”言及理由时他承认自己曾给作总理秘书官的夏本添了不少麻烦，所以不能随便说。这实际上已经粉碎了田中方面的希望。
这时，夏本的前妻三惠子出场了。本来警方在搜索证据过程中，媒体一直在鼓吹，“最后一个证人是警方的法宝”，尽管警方没有否认，但实际上在三惠子最终出庭以前，他们的确没有头绪。
三惠子第一次接受调查是5月6日，头一二次她根本不合作，避开夏本不谈，一个劲儿与警方谈市区街道调整。但第三次见面发生了态度逆转，第一次说自己了解一些东西，并表示如果需要可以上法庭作证。这戏剧性变化让警方疑窦丛生，甚至有人怀疑她是不是田中方面的“奸细”。很多人担心，一旦走上法庭，她可能表示自己一无所知，甚至可能倒打一耙，这样警方就完全被动了。毕竟田中角荣是处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一个弱小女子可能不敢和他作对。
检察方内部也争论得十分激烈。消极者的论调是，作为嫌疑人的前妻出场来为指控前夫作证，恐怕不太合适，而且这其中变化的因素太多，宜以谨慎为妙。而积极者认为要想彻底击垮夏本翻供，从而最终审判田中，就必须让三惠子出庭作证，这是检察方最后的机会。
反复辩论之后，终于作出三惠子出庭的决定。在第9次会谈中，特搜部的堤守生与三惠子商议了在法庭上可能的提问及回答方法，以及拒绝回答的有关问题。1981年1O月28日，在第146次公审之前，两名检察事务官像保镖一样把三惠子从检察厅带到法庭上。她详细地描述了只有她和夏本两个人时的一段对话。
1976年2月1O日后的几天，我开车送夏本到目百田中的私宅去。在大冢3号街的十字路我们停下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夏本突然对我说；“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