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中心问题紧密相关。”接着，他开始论证检查方所指控的4次接受5亿日元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能有夏本，“简而言之，在检察官所指控的时间和地点，秘书夏本皆在别处，因此接受现款箱子是不可能的。所以，夏本接受现款的指控是虚构的。”用法律术语来表达，就是“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于是，田中方面慢慢亮出了他们的秘密武器。
听到这些，田中很高兴。在被告席上，他挺起了胸膛，把两手插进裤腰间的皮带里，不时微微点着头，甚至有时随着律师的发言速度不停地打着节奏，一副胸有成竹、洋洋自得的样子。
直到4月15日，秘密武器才真正亮相。曾在总理府为夏本敏夫开车的司机清水孝士首次作为证人走进法庭。他向法庭出示了一样东西，就是后来被称为“清水日记”的证据。
清水孝士开车有记行车日记的习惯，他用本子记下了每天的日期、星期、天气、行车距离、乘车人员等内容。这是为向总理府会计科报账填写“行车日报”而作的个人备忘录，大约一年一册。清水拿到法庭上来的是与1972年到1974年有关的三册。根据这三册记录中的记载，清水向法庭证明，“在那时候，夏本先生的确在我的公用车里。”
当天傍晚休庭后，这份“清水日记”被拿到检察厅8楼的最高检第一检事室，被检事们互相传阅着。检事吉永裕介是此时的主要直接负责人。他于1932年2月生于冈山县。1955年任检事和特搜检事。由于在“日通事件”和“共和制糖事件”中发挥了出类拔萃的才华而被迅速提升。1975年1月任特搜部副部长，一年后洛克希德案发，成为主任检事负主要责任。在他的指挥运作下，特搜部各部门像机器齿轮一样紧密合作。掌握了大批宝贵材料，可使洛克希德案顺利进展，吉永裕介立下头功。以至于被新闻界称为“逮捕田中的人”。
洛克希德案后吉永升为特搜部长，成为检察方面的骨干力量。1979年1月因为“道格拉斯·古拉曼事件”逮捕了前日商副社长岩井和治部八郎等人，198O年6月升为最高检检事，专门负责洛克希德案。接到“清水日记”之后，最高检刑事部里升起一团疑云，很多人开始问吉永“不要紧吧？”这是在“逮捕前首相”的决策5年后遇到最严重的挑战，有新闻记者称之为“田中与检察方的决战”。吉永十分理解大家对他的关心和厚望，同时也为笠原政则的自杀深深后悔。他翻开当年夏本敏夫的供述，里面清楚地写着如下的陈述，这是检察方询问夏本为何乘坐田中的专车去取钱时，夏本自己的回答。
“每次取钱，我都乘坐田中私宅司机笠原政则开的黑色国产车。当时，田中先生是总理大臣，我是秘书官，有清水驾驶的专用车。不使用清水君的原因，是虑及公私事务之后决定的。从丸红拿献金，是作为党的总裁的田中先生，为了便于进行参议院选举发放政治活动费，这与我们的正式工作没有关系。另外，我私下考虑，这种重要任务还是不使用清水君的车好。”
吉永早就知道了清水这个名字，而且出于全面考虑，也曾向内阁官房会计课要过行车日记。但是，1976年7月31日和8月2日警方两次索要，只得到1972年7月到1973年5月，以及1974年4月以后的日记。从1973年8月到1974年3月接受5亿日元这段时期内的日记被遗漏了。对于检察方的提问，总理府的回答说：“一般保存期为两年，1974年以前的部分残缺不全，所以不完整。”这种表面上充足的理由使检察方放弃了继续追索的努力。随着笠原的自杀和他珍贵的记录不复存在，使夏本秘书得以喘息。如果笠原和他的记录存在，所谓的“‘清水日记”就成了无稽之谈。吉永自己承认，这是他漫长检事生涯中唯一的、也是最严重的失误。
但是，吉永也坚信，笠原驾车送夏本接受5亿日元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田中方面无论怎么狡辩总会有漏洞，只要抓住漏洞，一定能还事情以本来面目。因此，他与其他特搜检事合作，全方位动员，集思广益，发誓要与田中方面决一死战。
田中方面拿出清水和他的日记，试图证明夏本秘书案发不在现场，但仅有这份日记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于是，他们又不断推出人证，证明夏本案发时在另外一地。而且这些人证是要有一定威望和声名。通过这两条，彻底洗清夏本在犯罪现场进行犯罪活动的指控。
在清水走上法庭完成第一步后，他们迅速准备，周密策划第二步。首先是丸红公司司机松冈克浩翻供，声明“钱箱子的事记错了，没有那回事。”田中方还没来得及高兴，警方就出示了相关人证、物证，运送5亿日元是事实，此证言无效。
但田中方“证人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宾馆部门经理斋藤清志、原首相官邸事务所长助理松平悌二郎、参议院议员山崎龙男、田中事务所秘书山田泰司、原环境厅长官毛利松平、原自治相后藤田正睛、原农相赤城宗德、原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等著名人物先后作为证人出庭。
检察方指控夏本在1973年8月1O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