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还是被金权操纵的整个政治家、官僚集团就不得而知了。
从以后的结局中也可以看到，田中辩护方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谁也不愿、而且也不敢轻易打开这个魔匣，他们开始同法庭达成某种默契，逐渐摆脱开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与攻击，无论是田中还是检察一方，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那就是“不能动摇现存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
类似这种妥协还不止一次。舆论界经常提及的“科奇安记录”也是不了了之的典型。据说，1973年6月，洛克希德公司的科奇安与丸红一方会谈时，曾涉及“付5亿日元要买我的飞机”，而当时科奇安亲手写的记录中并不仅仅是三星式客机，还有P3C型飞机，即防卫厅用于武装自卫队的反潜侦察机。警方肯定掌握这份亲笔材料，但在法庭上，同样略去不谈。
最大的疑点在于，1972年8月23日田中与桧山会谈，开始酝酿洛克希德一事。在田中的努力和诸多官僚帮助下，1O月31日全日空就答应进口三星式客机。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直到1973年8月才开始付款，并一拖再拖直到1975年初才全部付完呢？
与此相关，1972年Ic月9日国防会议决定发展反潜侦察机，1O月11日，田中曾就输入此类飞机进行过探讨。1973年6月4日，科奇安为推销本公司反潜侦察机来日。8月1O日反潜侦察机专家会议开始，就“国产化还是进口原装”进行热烈讨论，最终由国产化为主转为进口。这与洛克希德公司将第一批1亿日元转给田中的时间基本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团联、通产省等机构和公司一再要求反潜侦察机国产化，但最终国防会议还是从洛克希德公司进日了45架P3C型飞机，同价格低得多的22架三星式客机相比，这才是一笔值得用5亿日元来铺路的大生意。
至于究竟因为涉及面太宽太广？还是触及国家机密？还是另有隐情，舆论界莫衷一是，众说纷坛，不理解检察方与辩护方这种默契究竟源于何种共同考虑。
一次又一次的公审。检察方面与辩护方面针锋相对的争斗，有时甚至可以激化、上升为互相“攻击”，矛盾尖锐化。在审讯过程中，检察方为了取得更多主动权，决定扩大取证。他们在几乎同一时间派出警力把律师方的证人司机松冈克浩和商人斋藤清志带到了东京地方检查院，此前数天，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进行监视。
田中及田中方面辩护团怒不可遏，原长荣代表律师团向检事长大掘诚一提出“抗议书”。新关胜茅协同夏本辩护团、丸红辩护团联合上书，逐层上达直至法务大臣，双方剑拔弩张。在公审法庭上，新关胜茅以尖刻的词语来攻击检察方，“检察方的行为是无与伦比的卑劣……无亚于强制逮捕和刑讯逼供……实际上即是拷打证人……”而律师宫原守男则辛辣地讽刺法官说：“检察官是一种多么幸运的职业，他们即使反驳证言失败，也可以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来传讯他人。”而检察方则反唇相讥：“你这么说是无根据的诽谤！”
这样的争吵，在这么长时间的审讯中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双方都打着“还事实以真相”的招牌，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互不相让。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洛克希德案一直悬而未决，被告们不可避免地衰老着，检察厅也有变动更替，但舆论一直没有放过案件的每一步进展，7O1法庭里每次都会有人来听，人们相信，无论多么复杂，事情总会有个说法。
秘密武器与杀手锏
从田中入狱那一刹那开始，辩护团的律师们便开始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来替田中开脱。检察方面基本上占据了主动，用事实和法律规定频频向田中方面施压。但田中方面等待机会，一举反攻的梦想从未破灭过。
机会终于来了。1981年2月25日，天空阴沉沉的，银屑一般的雪末飘洒着，笼罩着灰色的东京地方法院。在门口拐角等待开庭的人们竖起衣领，不断跺着脚，忍耐着透骨的寒风。这一天，距洛克希德案初次公审已经有4年了，检察方面公布说这是第125次公审。
就在这天夜里，争吵了一天毫无进展的双方都在聚会。检察方坐在法庭旁边的检察厅会议室里，互相斟着冷冷的清酒慰劳自己，希望此案能早日结束，以告国民。而同时田中方的辩护团则显得热火朝天，信心高涨。今天公审的最后一句话仍是老调重弹“我们与洛克希德案绝对无关”，依然坚持全面无罪的主张。今晚他们商定，从今天起要大举反攻。希望一举取得胜利。至于这件“秘密武器”是什么，绝对不能外传，否则就发挥不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4月8日，法庭休庭一个月后重新开庭，仅仅相隔一个月，东京地裁对面著名的日比谷公园的樱花已经盛开了一大片。田中方面的人们都祈祷着这樱花会带来好运。
法庭上，田中仍然默默地坐着，稍稍侧着睑，抬着下巴，还是一副永不服输的样子。此时他正仔细地倾听新关胜芳律师的慷慨陈词：
“辩护人所主张的基本立场是，夏本秘书接收5亿日元的指控不是事实。所以，律师的立证中心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