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抓钱的时候，压根儿不感到有什么负疚和亏心。在当干事长时，田中说：“全日本的企业，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应当每月给自民党捐献10万元，就等于雇了一个帮工。这样既能维持保护自己企业活动的体制，花钱又不多，可奇怪的是，连第一流的大公司也有许多不愿出钱的，所以我要费很大的劲。”
田中平时尤其在选举中一掷千金。他年底要给派内议员发“压岁钱”，动辄300～400万日元，竞选之前要发给所属议员的“活动费”，一股也是300万日元，前来拜访田中的新提名候选人可以一次得到5OO万日元，就连夏天的“降温费”，也是2O0～300万日元。如此庞大的开支，不能不让他“广开财路”，努力维护派系的凝聚与团结，也正因此，洛克希德案发以后，一些“有良心”的议员努力替田中辩解，并痛斥那些平时靠田中吃喝，如今落井下石之辈。
秘书与司机
7月27日与田中同时被捕的是他的秘书夏本敏夫。警方根据多方面的材料认定此人是洛克希德案件的直接当事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警方反复研究丸红公司伊藤宏的供词，试图描画出夏本敏夫犯罪的基本轮廓，以便在审讯中取得主动地位。
伊藤宏的供词非常详实：
我从社长处接到任务后，便给夏本打电话，电话里他对我说：“我已经队总理那儿知道了。”我就邀他：“好久不见了，喝一杯怎么样？”8月25日夜，我们在赤坂的小店“木之下”见面，表达了希望他多多关照的意图。
1973年五六月份，田中方面催促丸红公司交付5亿日元。此款分4次逐步转交。
第一次是在英国大使馆里。8月9日下午上班后，大久保从秘书课到我的办公室来，我给夏本打电话：“现在因为要给您5亿日元中的1亿元，特意与您联系。”那时，夏本秘书说：“1亿元，大约要用装一打啤酒的箱子来放。”我记得很清楚。
秘书科员野见山国光，拿着课长中居笃也让打好的“花生领收证”，到千代田区大手叮洛克希德公司东京事务所，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把钱带了回来。我就给夏本打电话：“您是否能到公司附近来取钱呢？”他说：“你们公司附近不引人注目吗？”没有同意。
因为仅仅一个箱子，不太重，只要找个不太显眼的地方就可以，所以找到了我们很熟悉的英国使馆内，那是上好地方。相约碰面的时间是下午二三点钟。驾驶员松冈克浩驾车送我去那儿。夏本秘书的车已经停在那儿。我的车停在他的车后边。我告诉松冈：“把后面的箱子交给前面车里的司机。”移完之后。夏本秘书对我说：“非常感谢！”简单打了个招呼便分手了。
第二次是在公共电话亭。同年10月12日，通过同样的手续，野见山取来钱箱。下午要出席一个婚礼，利用回家的机会，我想把钱送给他。我给夏本秘书打了电话：“我的公寓前面，九段高校马路对面有个电话亭，我的车停在那儿，驾驶员等候在车里，你只要告诉驾驶员您的名字就可以。为了保险起见，我的车号是1577，要看清楚了。”
在自己公寓下车的时候，我告诉驾驶员松冈到那个电话亭去等着，“从前面往左拐有个电话亭，在那儿把车停下来。一会儿就有个叫夏本的人，确认了他的名字之后，把后面那个箱子交给他。”我下了命令，就回去了。
第三次是在东京大仓饭店。1974年1月21日我的行车日记中没有去大手町洛克希德公司的记录。第二次是由克拉塔直接把钱送到丸红公司的。在公司15楼会客室，我进去时看到大久保与克拉塔坐在里面。我和克拉塔握过手寒暄了一句：“您好！”便将“豌豆领收证”交给了他，听见他说：“谢谢！”，我便出了门。
决定在大仓饭店移交的原因，记不清是我还是夏本秘书在大仓饭店有事，随机订下来的。尽管那人多，但东西出入频繁，不会招人耳目。
我让司机松冈克浩在大仓饭店的停车场里把箱子交给了夏本。
第四次是在富士见町公寓。2用28日，野见山先生拿到了钱箱，我把它运回了自己家。因为与夏本秘书没有约好，3月1日上午8点左右，夏本来到我的公寓带走了箱子。在此之前，我已将箱子放在门口附近的角落里。我对夏本说：“麻烦您了。”这样他自己搬走了。回为我们夫妇曾作过夏本秘书弟弟的媒人，所以我妻子也出来和他打了招呼。
夏本秘书，出身东京北区一个以开当铺为生的平民家庭。1948年从大正大学文学东哲学专业毕业，父亲托老熟人前著名政客广川弘禅的关系，使他成为一名民主自由党（当时）的职员，后来得到原干事长川岛正次郎的赏识，1955年当选为东京北区区议员。
1961年，夏本成为田中角荣经营的日本电建总务部长，正式成为“田中大家庭”中的一员。1964年日本电建由田中转让给小佐野贤治时，夏本辞职。1965年成为田中的秘书。
在做北区议员的时候，他与茨城出身的一个女子结婚，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