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两人离婚。1966年他和在东京银座俱乐部里工作的三惠子(当时18岁)相识,很快与这位比他小23岁的美女结婚,介绍人当然是田中角荣。洛克希德案发后,两人分居,1977年1O月正式离婚。
田中1972年7月进住首相官邸时,夏本的办公桌即和其他来自各省的4名首相秘书官的桌子并排在一起,坐上了第5名首相秘书官的正式交倚。他的头衔是“首席秘书官”,可是据说其他4名秘书官都不清楚他承担的是什么任务,属于一名“特殊”的秘书。田中事务所的人对他的评价大体都是“好人”,“不错”,但有些了解他的人讽刺说“绣花枕头”、“嘴尖皮厚腹中空”。
洛克希德案初始阶段,夏本便十分惊恐,为了避免证据落入警方之手,他同越山会佐藤昭商量,将1972年、1974年选举中田中分给议员们的资金统计表、和田中有关的政治献金统计收支报告书、领受证明等材料,全部秘密销毁。除此之外,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每天都要设计行程,从北区自己的住宅出发,到田中家之前,先下出租车,利用公用电话给丸红公司的伊藤宏等人打电话,询问情况有何新的变化。因为害怕电话被警方窃听,他还要伊藤使用加藤为代号,而自己则用横田的名字。不仅如此,他还在松山饭馆两次叫来伊藤,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说出5亿日元的事,更不能说出田中角荣的名字。夏本还指使伊藤,让他向秘书课长中居笃也、总务课长毛利英和以及司机松冈克浩下达指示,销毁行车日记、职员活动表、交际费账目以及往来之书等相关材料。
在检察机关大搜捕的时候,夏本敏夫在7月中旬突然隐藏到国外,据特搜本部调查是去了香港,但原因不明。他于21日回国,就住进了东京的医院。27日上午11点10分,夏本因与田中同谋的嫌疑在医院被逮捕。
警方从他的表现中看到了突破的希望。负责夏本调查取证的特搜部检事村田恒作好了充分准备。看到逮捕令时,夏本想了很久说:“不记得有此事了。”这种并不强烈的否定使村田大受鼓舞。为了不打草惊蛇,村田决心施加压力,第一天的审讯中并不急于讯问,而是反复劝诫夏本:“你必须要说真话,要凭良心说话!”
第二天,沉默的夏本突然说:“我不是不想说,只是没找到机会,下不了决心。检事先生您骂我吧,打我也行!”村田大吃一惊,说:“这可不行,检事不能刑讯逼供。”此后,夏本说:“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又看了一遍逮捕令后,等了很长时间说:“检事先生,接受5亿日元是事实。”然后慢慢交待了接受5亿日元的经过。
从197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74年2月末,我从伊藤先生那儿,先后4次拿到5亿日元的现金。每次他打电话来,都说:“夏本先生有时间吗?有事麻烦您,还是要给您那个东西。”每次出去之前,我都要告诉田中先生:“丸红的伊藤联系说要送点东西。”而且每次都是田中私宅的司机笠原政则开着那辆黑色国产车与我同去。具体日期、地点已记不太清,好像有一次在九段伊藤先生的公寓里,一次在伊藤家附近的路上,一次在钻石大厦和英国大使馆一带有坡的路上,还有一次记不住了。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不记得了,大概中午前后也曾有过。
我从伊藤先生那儿拿到的钱,记得第一次好像是1亿日元,余下三次的数目不记得了,但4次共5亿日元却是事实不假。我没看过箱子里的东西,估计是一万元的票面值,这是送献金的常识。
第一次拿到1亿日元,我问田中先生:“今后给您拿来后送哪儿呢?”田中说:“送我家里吧!”以后三次我都送到目百台田中私宅里。如您所知,目百台的建筑里,事务所与私宅是分开的,我总是在私宅前停下车,把箱子从车上搬下来,往院子里搬,我在私宅的简图上用红铅笔写下了记号,那就是放箱子的地方。
第4次搬进去的时候看到了田中夫人,我就对她说:“这是先生知道的东西,等先生回来请您告诉他。”田中夫人耳朵背,“好!好!”回答我。此后田中先生如何处理这5亿日元我就不得而知了。田中先生与他信任的当时自民党总务局长小泽辰男先生曾多次会谈,可能就是谈这笔钱的使用吧!
1974年的参议院大选田中先生煞费苦心,恐怕这5亿日元全都或大部分经过党组织作为了选举活动经费。我有时也将放有数百万甚至1000万的口袋,按田中和小泽先生的指示,送给田中派的议员先生。从伊藤先生那儿拿到钱的时候,田中先生说:“此次选举至关重要一要花钱尽量送上去,选不上不行。”
夏本的供述基本上符合警方所掌握的案件发展脉络,但是有一点他从未提及,那就是“洛克希德公司来的钱”。逮捕夏本,是以“违犯外汇法”为名义的,如果这笔钱不是来自洛克希德公司而是来自丸红公司,就可以作政治献金来处理。这是夏本积极坦白的背后设下的一道隐秘的防御线。
秘书夏本的供词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证人,他就是田中家的私人司机笠原政则。很快7月31日、8月1日两天,东京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