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岛。”为此，要建立一批中等规模的城市，通过国家制订的相关政策，有效分散集中于大城市的企业、资金、技术、人力。同时修建1万公里铁路、1万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国的交通网，紧密联系城乡，改变工业生产和人口布局，目的是消灭城乡、区域差别，“从而在整个日本，建设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希望的理想社会”。
为实现这个理想，田中专门设置了自己的咨询机关“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协助制订、执行各种政策。从1973年开始，内阁先后提出《土地对策纲要》和《国土综合开发法案》，并制定了大型的财政预算和一系列的整顿改革计划，尽管在计划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起步，田中的设想的确展示出宏人的气魄。随后，经济产业政策、国上行政政策、邮电事业、卫生事业、文教事业等多项改革先后出台。
但是制订与实施这些计划是要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的。7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急剧丧失，田中对形势过分乐观的沽计导致了失败。尤其受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给予严重依赖石油进日的日本以沉重打击。石油价格暴涨引发的国内物价上扬，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生活。抢购风、哄抬物价风一时刮遍列岛。同时，投机商竭力阻挠工厂迁移和城市新建，相反大肆炒卖地皮，城市地价一涨再涨，城市环境与住宅问题更加严重，所有这些，引起人们对田中极大不满。反对派三木和福田趁机辞职，政权危机一触即发。
1974年1O月9日，评论家立花隆在《文艺春秋》杂志第11期点燃了导火线，这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与人缘》的文章，揭露了田中资产形成的诸多疑点，以及他个人男女关系私生活的隐秘，这在国内一石掀起千层浪，田中角荣经不起沉重一击，处理完善后工作便宣布辞职。
在辞职声明中，田中角荣“深刻反省”，说：“我执政2年零4个多月期间，铭记着决断与实行的回号，为日本的安全与和平，为国民主活的稳定与提高，竭尽了全力……最近政局的混乱，发端于我个人相关的问题不少，我作为国政的最高责任者，痛感政治和道义的责任……我精赤条条地离开乡下以后，终日无休，没命地干到了今天，想到此，我也有些感慨。但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既然招致了社会的误解，我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是不明不德所至，感到非常痛苦。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说明真相，得到国民的理解。”
田中最终被迫下野，但绝对不是退出了政治舞台，相反，他作为“田中军团”的领袖，身边聚集着141名参众两院议员，加上与这些议员有连带关系的、以地方官僚和中央官僚为首的集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系网，在“军团”中，仅秘书集团就达700多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并非追随他们所服务的机构领导，而是直接效忠于田中角荣。不仅是政界如此，财界同样如此。且不说财界主流、财团或公司，就是许多地方多数经济界人上，亦与田中交往甚密。为田中角荣服务的“新政策综合研究会”成立时，仅国内一流财团企业的首脑人物就达9O人以上，他们均作为“田中角荣学校”的“学生”登记在册。
1978年4月，田中角荣的母亲去世，遍布在全国各地的“角荣人脉”（指田中的支持者）纷纷前往吊唁。当时国营铁路正处于罢工高潮，从外县赶来的人都是乘飞机，然后开几个小时的汽车辗转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山庄。当时路两旁摆放的花圈超过600个，政、财、官界人士济济一堂约300O多人为田中母亲守陵。而1981年1月12日田中突然病倒时，引发了一场骚乱，无数人涌向田中公馆探视，著名政治家鸠山邦夫、奥田敬和、桥本龙太郎、佐藤信二、竹下登等等从外地或者国外急匆匆赶回东京探视，《朝日新闻》以“震撼日本的3个小时”来进行报道似乎并不为过。
田中构筑庞大的人脉关系原因很多。从纵的方面看，他有天生的领导才华，即决断力、预见性和构思能力，也包括他的庶民性。横的方面，是他能够巧妙利用“情和利”来笼络人心。
田中尤其了解金钱的价值和作用。也可以说，一种平民对金钱的敏感，深深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平时他的口头禅就是对秘书说：“喂，钱包！”他从不忘记给为他服务人员付小费、有时衣袋里装上叠成方块的钞票，随时分发。对他来说，金钱是和缓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是语言以外的用以表示感谢和礼貌的手段，是使彼此都感到满足的“小道具”。总之，金钱在任何场合都和“语言”一样至关重要。
据说，西材英一曾坦率问过田中角荣，为什么把赚钱看得那么重要？田中回答说：“英老，你自己出身高等学府，做官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职位。佐藤也好，池田也好，不都是这样吗？！跟你们相比，我有什么呢？既无学历，又无官衔，对我来说。可以依靠的只有企业与金钱。”他甚至直接反问说：“赚钱有什么不好呢？”
有人评论说，田中角荣对于政治资金的态度，与他的前辈佐藤以及其他派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