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存的建制蓝图。只见过有关遗址的零星描述。粗略估计，自地面至山顶依山势而建的建筑物高约三百米，计有房子三百余间，洞穴三百余孔，碉堡、佛塔林立，工事地道遍布，山腰数处寺庙完好，山顶白宫峻峨，满山遍野散布着并非此山的鹅卵石，那是当年御敌的武器。只要留心在意，准能找到箭头、铆钉和生了锈的锁甲上的金属片。公元一六三五年，拉达克人进犯扎达，王朝臣民曾旷日持久地对峙，终因难克强敌国王人头落地，古格国土沦陷。陪同参观的县文教局干部慷慨陈词：那国王眼见得生灵涂炭，不忍使古格百姓再作牺牲，尽管还有粮草武器，仍然冒死请降。就在受降之时，死于背信弃义的拉达克人刀下。强巴群培老人则从根本之点剖析说，古格世代以弘扬宗教为要，人心向佛，从善如流，不重视武装。强敌人侵时长刀火枪，而我方只有竹箭和石头，既无侵犯之心，也无抵挡之力啊！
听说古格灭亡前，喇嘛教僧众已达万人，王宫下寺庙林立。一朝覆灭，便忽喇喇如大厦倾。记得多年前在上海，听一位艺术家讲龟兹艺术时，老先生似乎无心地说了一句：“龟兹在搞文化上太过分了，武力上不行，谁来就投降谁，很悲惨的。”那时我一字不易地记下了令我心动的这话，现在正好用在古格命运上。
前些年来访的人还可以看到完好的藏尸洞，说是洞内尸体尽皆无首：首级被胜利者割下回拉达克过功请赏去了。后来有人翻动了那些尸体，据说因此腐恶之气弥漫了很久。许多人议论起此事都觉纳闷：几百年了，如此干燥，何以未腐未成木乃伊？我也跟着猜测，只好设想是尸体过于密集，洞内臻于真空状态不得腐烂，偶一翻动，暴露于空气中，方才重新分解。我不知这些说法正确与否。在西藏，近在眼前的事也常常亦真亦幻，莫衷一是，而你又难以处处亲临，事事亲验。
好在已有考古学家前几年来此地考察数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来过几批人考察并作该遗址的部分修复工作。张建林，一位西安考古部门来藏合作考察的年轻人，和他的伙伴们一头扎进古格，兴奋不已地去发现，并写下有关古格的数十万字的专著。去年（一九九○年），在北京某出版社的地下室内修改名为《古格故城》的书稿，即将出版。届时，再叙述古格就有依据了：这恐怕是国内的唯一权威。
以下似乎应当述及古格遗址的艺术现象了。在这一点上我已思忖良久，颇犯踌躇，难以下笔。这首先因为我在美术领域的造诣甚浅，且对世界美术史、南亚西亚美术史缺乏研究，对自己的感觉也就大打折扣。加之西藏藏汉族美术家阵容壮观，但眼下尚无美术理论家，权威的史的研究也暂付阙如，我便就无据可凭，强己所难地道来，不免就浮光掠影和道听途说了。
实际上，最早揭示出古格及陀林寺宗教艺术的西方人当推意大利藏学家杜齐教授了。他的《西藏考古》（已有汉译本，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时常以古格艺术为依据，论证西藏艺术的起源。书中并附有古格壁画的黑白图片。那些壁画有些至今尚存，有些永远消失了。三十年代的杜齐之后，便有美国人、日本人、一些西方国家的考察小组纷至沓来，应用当代最先进的摄影、录像、发电器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把个古格每一细部无一遗漏地统摄了去。听说日本人已出了画册。据此，估计国外艺术界、藏学界已有人从事研究，说不定已得出种种结论了吧。我孤陋寡闻，不得而知罢了。
在国内，又是孙振华捷足先登，曾有充裕的时间细细拍摄镁光灯照射下的墙壁、天棚的每一片断、每一角落。后由安徽画报社出版了有关古格艺术的一部大画册。该画册首先以素材取胜，而贫于有关宗教知识：所有的壁画人物、神物皆未标明身份，皆成“无名氏”。据我所知，这是国内唯有的一本。经孙扫荡过，西藏摄影界沮丧地放弃了这片领地，转向他处：谁也不肯屈居（至少）国内发现者之后，哪怕水准更高些。反正西藏有的是处女地。
更何况，一些壁画已旧貌换新颜——倘若你听到某寺庙被“修葺一新”时，定是灾难无疑，“保护性破坏”。
我就在这个夏季艳阳高照下步向古格的石阶。走进白庙、红庙、度母殿和护法神殿。同时立即品尝到韩书力他们第一眼望见这些彩塑和壁画时的兴奋。这满壁丹青，流金溢彩，生动雀跃，比之藏地腹心众多寺庙刻板程式的画风——那是历代宗教工匠，只能因袭造像经和前辈们所规定的主题与技法，创造力受遏制的结果——简直另番天地，豁然开朗。在阿里，我就时时被提醒进而想到“活跃的边缘地带”这一概念。腹地与外部的接触交流，间接而又间接。而古格，东倚本上文化，西临波斯克什米尔，南向印度、尼泊尔，也曾北望龟兹于阗，与外来文化直接撞击迸射的火花，足以点燃某一个、某一批、某一代的艺术家的灵感与开拓精神，从而把卫藏腹地受遏制的群体心灵的能量释放出来。
这个遗址中尚存千余平米壁画和部分残缺彩塑。度母note#34
[注]塑像应为二十一尊，虽然断肢缺臂，仍可看出当年的雍荣华贵，婀娜多姿。不知何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