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

有普及才会有提高，而且，小队员时时面临激烈的竞争和残酷的淘汰，必将造成良好的职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使中国足球发生质的飞跃。

    可是没有人愿意来做这样的工作。在转轨时期，大家也都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义务。一个优秀足球运动员的成长平均需要1O年的系统训练，至少也要5——8年，望着金钱滚滚的足球市场，这毕竟时间太长、速度太慢了。

    谁都知道，国内足球运动员价值与价格的背离是由于人才极其匮乏造成的。但几乎所有的甲A俱乐部老板都不情愿拿出这笔钱来投资后备人员的培养。现在一支青少年足球队每年费用不超过2O万，以1O年为一个培养周期，培养成一支成年队伍不过才2OO万左右，不过是一位大牌球星的身价。中国足协不得不作出硬性规定，各甲A俱乐部必须建立自己的一、二、三线配套体系，否则罚款。可是各个甲A俱乐部都声称自己有三线队，实际上相当一部分都是假的。许多俱乐部采用花钱租青年队代表他们打全国比赛的等各种方法蒙混过关。足协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

    足协对二、三线队伍的规定井很明确，一些青少年队可以以挂靠、借调等形式参加比赛。

    前卫寰岛队曾花钱从武汉买来一支青年他，自己用了几天，一看有利可图，转手以15O万元的价格卖到了重庆，净赚8O万之后，又在梧州冬训以前买进一支，避免中国足协的重罚。青少年足球投入不足，是中国足坛的老问题。虽然中国足协早已明令“甲A队伍必须有三线队伍，否则该俱乐部将受到重罚”，但1996年参加甲A三线队伍比赛的许多俱乐部仍然没有自己的队伍，是临时花钱买来充数的，连甲A冠军万达队也不例外。

    1997年“小甲A”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甲A俱乐部大多有了自己的三线队伍。万达队还请来著名教练李应发出任主教练。唯一例外的是前卫寰岛队俱乐部，他们的三线队是由海南省一支体校队客串的，5场比赛输球达3O多个，和其他队相比明显不在一个档次。

    以大充孝弄虚作假是三线队比赛中的顽症，而监督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目前监督手段是骨龄检查，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赛前拍X光后不立即公布结果，而是先让球员参加比赛，然后才公布结果。虽然这样做使万达队3名队员受罚，但受到处理仅是将其成绩降到第11位。更滑稽的是，超龄队的主教练李应发却成了最佳教练。因为处罚较轻，超龄情况并不止万达一家。一些带队参赛的教练就戏称：许多球员的肌肉发达程度远超过了其年龄，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站在世纪门槛的这一代年轻的足球人，是跨世纪的一代，他们身上肩负着的是中国足球的21世纪。我们将怎样塑造我们跨世纪人才呢？

    当我们轰轰烈烈地将足球改革推开的时候，偶尔回首一望却发现青少年培养成了“三不管”地带。

    旧有体制虽然不好，但至少保证了后备人才的紧密衔接，至少有人管。好在“三不管”状况没有持续太久时间。

    一大批民办足球学校、足球俱乐部应运而生了。其中北京市最活跃，在足球运动发展较好的大连、上海、沈阳、成都等，足球学样为数也不少。

    以北京市足校、足球俱乐部发展状况为例就可以对此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995年，在北京市足协注册的各类俱乐部共有七、八个。

    到1996年上升为12个，其中业余俱乐部是以传统的业余体校与运动学校的形式存在的。

    到了1997年，各类俱乐部一下子增加到45个，其中大部分都是社会力量兴办的。打破了传统的只是国家兴办体校和运动学校的格局。

    1998年年略有下降，业余俱乐部为36个。运动学校有中国足校北京分校、龙力足球学校、第三体校等三个。另外有8个区业余体校。

    这么多的体校、足球俱乐部出现的原动力是职业联赛激发了人们从事足球运动的兴趣和愿望，其中很多人将自己的择业方向定位在足球上，原有的训练体制已无法满足孩子们日益增长的踢球需要。

    从办学者的身份上来看，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企业的老板、原职业队的教练或退役队员、企业和体委联办。这三类人办的足球学校和俱乐部又不相同，企业老板有较雄厚的资金，大多规模较大，有的还建起三集中足球学校，不但管教踢球，而且可发中学文凭；原职业队教练和退役球员办的业余俱乐部，规模小一些，但也有例外，如高丰文足球学校；企业和体委联办的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大多借助企业的资金优势和体校队员优势，以原来业余体校现有队伍为基础筹建新的俱乐部。

    不可否认，社会办学确实有许多进步作用：改变了仅靠国家拨款培养青少年后备力量的单一渠道；充分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场地资源；吸引了更多的孩子投身足球运动，既可以普及足球运动，又可以为选拔专业人才开辟渠道。

    但是，社会办俱乐部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甚至被送上了法庭。

    收费过高是学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