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

帅位。

    风靡一时的“王牌三大张”——张宏根、张京天、张俊秀在职业化赛场中惨遭下课；曾书写一代足球史的三位国家级教头苏永舜、胡之刚、肖笃寅也“晚节难保”；其他老帅也未能避免品尝失败的苦酒……上海申花队教练桑延良认为老教练和新时期队员之间是有代沟的。

    今天的职业化足球已经完全不能与以往的计划体制下的足球同日而语，不仅竞赛体制上有了变化，而且观念上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深圳平安俱乐部总经理高继先在评价肖笃寅时说，肖笃寅比较突出地秉承了五六十年代那一代人的做人原则，坦荡，不讲私利，在训练和管理上讲究以身作则，讲究思想教育，靠队员自觉行为来完成各种重担。但从实际效果上看，队员们已早就不那么心地单纯了，他们很少买肖笃寅的帐。俱乐部也无可奈何，他们更注重成绩，觉得肖笃寅不够冷血铁腕，偏软。

    而苏永腕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知识分子出身的他早在当年执教国家队的时候就对队员有等待的耐心，让队员自己教育自己。这样的工作作风搬到今天中国足坛来用，显然是过时了，难怪他会贫病交加，黯然离去。当时，一位深深了解辽宁队队员脾气禀性的记者评价说：“辽宁队员现在需要的是‘大哥’，而不是‘大叔’。”

    老帅们大多对新体制下足球的功利色彩认识不足，一些老帅在带队之初都曾力图放眼长远，重在培养新人，用心良苦。但是俱乐部和球迷往往把实战成绩看作是第一位的，当成绩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老帅就难逃下课的命运。

    还有人认为，老帅没有足够的精力带队训练，就目前中国球员的理解能力来看，如果教练员不能事必躬亲，光靠口头指点是远远不行的，老教练们做不到这一点，造成训练中的随意性很大。

    同样是老帅，李应发是极特殊的一位。大概是性格的原因，他在许多方面都更趋于“现代”，因而和青年人可以融为一体。

    他认为现在队伍比以往容易带。李应发当年在辽宁队时，就曾称当教练就是“玩人”，人玩明白了，球队成绩自然就上去。现在的队员表面看起来脾气大、管理难，但只要利用好职业化的杠杆，用好奖励和竞争机制则容易多了。比如，现在人才可以流动，你不是不服管吗，我可以不用你。以前则不行，队员不服管，还得用，缺了他不能打球。所以现在做主教练难的不是训练和管理，而是难在队伍实力不行，出不了好成绩。

    四、“不了解中国国情”导致外籍教练纷纷下课。

    1998年，外籍教练下课成为新热点。已有近半数的转任“顾问”和直接“下课”。

    同样为亚洲国家，外籍教练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取得像在日本那样理想的效果，这大概是因为日本文化从来都善于吸收他人之长为我所用，并且将其改善得更完美。而中华文化则有些奇怪，一方面在总体上它无比宽容，能够兼收并蓄，可是真正到了具体某一人、某一事的时候，对于外来文化，它却显得格外挑剔和苛刻。

    外籍教练在中国的大溃败不能说是水平问题，而只能说是环境问题。这就引发了一个我们在洋帅大举入主中国足坛时就提出的问题：到底应该由我们去适应外籍教练，还是让外籍教练来适应我们？

    也许，适应应该是双方的。

    洋帅的溃退，恐怕只有一部分人最高兴——就是那些因为信任危机而下岗的本土教练。一大批在与洋教练的竞争中“下岗”的中国教头又在各个俱乐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外籍教练崔殷泽和安杰依的下课格外引人注目。

    执教于韩国仁川大学的崔殷泽在1997年利用1年的休假期来到延边，成为第一位涉足中国甲A的韩国教练。他执教之初也并非一帆风顺，在'97甲A前五轮，吉林敖东队五战仅得一分，成为降组热门。由于朝鲜族尊重老人的传统，也有由于崔殷泽对自己强烈的信心，崔教练才没有在当时黯然下课。

    在联赛休整期，崔殷泽率队到韩国进行训练和比赛，结果在'97甲A第二阶段，延边敖东队大放异彩，连挫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两只劲旅，又在主场战平大连万达，险些终止万达队的不败纪录。在第二阶段八场比赛中，敖东队保持不败，显示出这支队伍的勃勃生机。

    最终，敖东队其29分，跻身四强，崔殷泽一时间名满江湖。

    纵观崔殷泽执教，他的成功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中场的设防和节奏的转换，大打攻势足球以攻代守，符合世界足球发展的先进潮流。

    二是他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心慈面善，和蔼可亲，在治军方面，非常铁腕冷血，对队伍的管理毫不手软。一些训练中不够投入的主力选手被他纷纷弃用，为中国足坛留下了“你家有地吗？有，那就回家种地”的名言，刹住了队中的歪风。

    三是他给延边队带来了典型的韩国球员的作风，队伍遇强不弱，敢打硬仗。

    但是，到1998年，崔殷泽却折戟延边。崔教授的那一套为什么不灵了？

    原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