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州的大爆破，国民党军、政、警、特多方主要头目在知道这一情况后，意见是很不一致的，特别是对一些公用设施的爆破，许多人因为家和亲戚朋友都在广州，更是不愿背这个伤天害理的黑锅。李及兰也不敢私自作主，最后议定，这事只好由“特种会报”会议来定夺。
所谓“特种会报”，是由蒋介石亲自主管的秘密反共机构，是最高反共秘密组织，秘书长是吴铁城。这个组织对外从不公开，对内也是采取化名方式。蒋介石亲自立规：省的特种会报由该省驻军的最高负责人或省主席主持，参加的人员是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军的最高负责人，如警备司令，省保安司令部负责人，警察局局长，宪兵团团长，军统、中统驻在当地的负责人。每星期召开一次会议，参加人因故缺席也不能派代表参加。会议上不作书面记录，就是写过的纸条也不准携带出会场，是高度保密的会议。会议上所报告、讨论和决定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对付中共及进步人士的活动，其次是治安和有关防范反蒋的活动。这个“会报”讨论后，就可决定监视、逮捕和屠杀的处理办法，由参加的宪警、保安团队和驻军的负责人去公开执行，或交由特务秘密处理。所以，“特种会报”是与特务的“特种工作”相配合的，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广东的“特种会报”设在广州市，由绥署主任余汉谋主持，是广东最高的秘密反共组织。参加人员有：广东省主席薛岳，保安副司令张炎元（司令由薛岳兼），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余俊贤，广州市市长李扬敬，广州市警察局局长吉章简，保密局驻广州副局长徐志道，中统局驻广州的负责人。每星期一次在余汉谋的办公室举行。
10月初，李及兰即在“特种会报”会议上报告了关于广州撤退时的大破坏问题，他翻开胡凌影提供的大爆破图，说：“如果广州撤退，为了军事的需要，卫戍总司令部准备在本市炸毁的目标是：自来水厂、电力厂、海珠大铁桥……”
广州市市长李扬经当即站立起来，表示异议说：“广州市的自来水和电力厂，根本与军事无关！”并感慨地说：“我们在广州并没有为老百姓做过一点事，临走时还要炸毁他们日常需要的水电设施，给老百姓留下恶劣的印象，这很不应该。”
全场哑然，余汉谋也低头无声。
程一鸣因为随李及兰向特种会报专门报告撤退事，他在会上说：“万一广州撤退时，共军未进入城区的一段真空时间，关于治安问题，如何防范歹徒、地痞、流氓向市民抢劫呢？”
警察局长吉章简却不以为然地说：“谁家的天下由谁管，我们哪还能管得了那么多，就让他们抢去呗！”
会议最后仍通过了李及兰关于炸毁海珠大铁桥等建筑的议案。
10月12日中午，李及兰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安排撤退和广州的大破坏事宜。副司令兼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刘安琪以及胡凌影、程一鸣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李及兰正式宣布命令：从明日即放弃广州，本部官兵向珠江以南撤退，部队通过海珠大桥后，立刻将大铁桥炸毁。
实际上，李及兰所说的“本部官兵向珠江南撤退，部队通过海珠桥”仅是托辞，因为所有国民党军撤退官兵并不经过海珠大桥。坐在一边的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刘安琪的心中最清楚，他与程一鸣耳语：“我部奉蒋委员长命令，本兵团今夜集合广州黄沙车站，放弃广州后，渡海向海南岛撤退。”所以，大部队在向黄沙集中后开往海南岛，卫戊总部的全体官兵是乘船向中山撤退，而并不过海珠大桥。李及兰宣布炸毁海珠大桥仅是借口军事行动需要而行破坏之实。
会后，李及兰让程一鸣向广州空军司令吴礼商量，加紧修好三灶岛的飞机场，以便紧急时乘坐飞机外逃。
13日上午10时，李及兰下达了全部撤出广州的开动令，他在慌乱中乘车抵达天河飞机场坐中航公司的民航机飞往三灶岛，再由三灶岛乘船去了澳门。
警察局长吉章简逃跑前，在即将离开自己的办公桌时所办的最后一项公文，是亲自写下一纸手令，命令本局文书股长陈耀之把警察局的重要档案文件装入铁公文箱，用汽车运到天字码头下轮运往海南岛。然而，这时的陈耀之却在民主人士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决定不随国民党军撤走。
为了掩过警察局内国民党特务的耳目，陈耀之一方面秘密嘱咐已安插在档案室工作的内弟张耀先，把最重要的人事档案、情报资料、全市人枪照片底册、财产底册等装进20多个铁公文箱，作出了准备撤退的样子，其实是让张耀先妥善保管；一方面又把自己的一部分细软衣物托人运到码头上下艇，而暗中把自己的东西运到了乡下存放。对吉章简要运走档案的命令，借故拖延。
直到国民党军从广州快要撤完，警察局副局长何名泽仍见档案没有起运的动静，他方感觉到这事办迟了，只好对陈耀之下令将这些重要档案全部焚烧毁掉，不得留存。陈耀之接令后，满口答应，但暗中仍继续拖延时间，借机不运不烧。那位何副局长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