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虽然很隐蔽，但也已被广州的中共地下党所警觉。许多地下党员和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军、警人员在党组织的号召下，与市民群众一道火速投入到反破坏的斗争中，做好了护厂、护城和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如在广州警察中资历较深的廖献周，即是在中共华南局和华中局的策动下，在反破坏斗争中高举义旗的。
廖献周出身于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多年从事培养警士、警长的警察教育工作。1949年初，薛岳接替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下令将廖主管的广东省警察学校解散。他亲自去找薛岳，要求等这一期100多名学生毕业后再结束，但遭到了薛岳不容分说的拒绝。由此，廖献周引发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更大不满，‘内心中已经对蒋政权转而反对，暗中开始寻找与中共的联络关系。
廖献周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在香港与中共华南分局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中共党员温康兰向廖献周指出：“解放前的准备工作，要尽量利用同学会、同乡会之类的社团名义作掩护。解放时要尽量保护好机关公物、公共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从此以后，廖献周曾先后5次冒着生命危险，到香港与中共、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洽商起义工作。廖献周接受了党的任务后，利用自己在警察界朋友多的有利条件，逐步建立起了一个以广州警察为群体的起义组织，其中有的是他的同学，有的则是他的学生，他们利用校友会作为掩护，广泛进行联络活动。其核心人物还有赖智鹏、宋访高、张月华、杨增樵、李国英、曾文越等人。
他们在策动工作中，首先采取从关心、了解被策动对象入手，以征询、商讨应变出路的方式，引导对方参加起义行列，并向策动对象提出集体团结应变，说明如果积聚了一定的力量后，就能在广州局面有变化时，既可以撤退，又可以留下来，选择安全的道路行走。要求参加起义者尽力抓住警官、警士的人力；特别是武装力量，即使自卫队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如果国民党政府下令全体撤退，就在撤退前携械躲藏在附近群众家中，待国民党军撤走后，再马上集合起来，担负起维护辖区内的治安任务。
为了加强起义的力量，靖海分局根据廖献周的指示，依据当时“无故缺勤，可以开除”的明文规定，采取突击查勤的方法，把那些缺勤的旧警士开除出去，把自己熟悉的广东警察学校警训所的学生补充进来，以壮大自己的队伍。
8月底，曾参加湖南长沙国民党警察起义的原长沙警察局外事科长张凤岩，在接受了中共华中局广东工作站派他到广州专门进行对警察策反的任务后，秘密来到广州，先以同学身份见到了宋秋芳，后再经宋搭线见到了廖献周，说明了起义的事，由此也就更加坚定了廖献周起义的决心。
从此，他们经常在廖献周的住宅仓边路榨粉街15号，或在张凤岩的住地西关宝华北街1号附1号秘密开会，具体商讨反破坏斗争的方法与步骤。
张凤岩提出：在国民党军逃跑、解放军尚未进城之前肯定会有一个“真空时期”，需要有维护治安的机构。大家经过商议，决定将这个机构的名称命名为“广州市警察局（临时）治安委员会”，并刻一个图章备用。治安委员会成立时准备发表的《宣言》、《告市民书》、《致全局员警的公开信》3个文件，由曾文越起草，张凤岩定稿。图章由陈辅卿经办。
张凤岩因为是初到广州，对情况不太熟悉，因此对具体的策动工作，也就没有亲自出面，多是依靠廖献周等人去做。时中共华中局广东工作站派来的负责人辜学海也来到了广州，住在太平路，通过张凤岩间接领导着广州市警察的起义工作。
在广州临解放前几天，廖献周了解到在惠福东路有一家房东的住客逃跑了，房间内的东西都没有动，连电话都是现成的。为此，廖献周决定借用这所空房作为起义的临时指挥所。广州临解放前夕，廖献周、赖智鹏、宋访高、杨增樵、廖蕴玉、李剑萍、张伟盖、陈辅卿等人分批进入指挥所。
廖献周和赖智鹏使用指挥所的电话和永汉分局的电话，具体指挥着分处20多个单位的参加起义的成员，其余人则利用各种方法展开联络各分局参加起义的成员，要求所有参加起义人员一定要掌握好武装力量及其他可以利用的人力，重复提醒每个人在必要时就地散开先隐蔽起来再作斗争。
炮声已经隐约遥闻。
为了确保治安，被策反的警察们又写了许多“放火抢劫，就地枪决”的大标语，贴上了街头。
这时传来情报说，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宣称：“准备坚持到一兵一卒，也要抗击到底。”廖献周等人分析认为，李及兰作困兽之斗，但他不可能坚持多久，他也不可能拉警察去上前沿阵地，解放军马上就要到来。廖献周及时向参加起义的成员指出：“只要坚持一天，胜利就会到来。”
沉雷般的炮声由距广州市不远的地方传来，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并且越来越近，隆隆响着。
午饭后，警察局长吉章简已经逃上了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并要求全体警察搭乘此舰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