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传达到了各分局：“市府通令今天撤走，即携眷属及行李上船。船在白鹅潭。”
为了避免警察武装力量被国民党军裹胁走，廖献周通过各分局通知员警暂时回家，或在亲友处暂时隐蔽一下，待国民党军撤走后，再出来维持治安，照常执勤。并根据这个新情况，即刻发出指示：“保护机关内外的安全，特别要保护水厂、电厂的安全。”
此时此刻，战斗在警察系统同一条战线的还有广州市保警独立大队的大队长、中共地下党员程长清，他是千万护城勇士中的又一名杰出代表。
程长清是在1946年接受中共粤桂边区党组织指示，以国民党退役陆军步兵中校编余军官身份，来到广州做地下工作的。时广州市市长欧阳驹是程长清过去在广东警官学校读书时的校长，程便以学生的身份，请欧阳驹给个差事。不久，程被委任为广州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由程自己招收军官和士兵。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他建立了一支800多人的警察武装。但时任广州市警察局局长的黎铁汉对程长清却很不放心，派来了一个姓王的任副大队长，又调换了3个中队长。后来，欧阳驹兼任警察局长，程长清升任保安警察独立大队大队长，并推荐好友李铮人接替第三大队大队长。不久，欧阳驹因与广东省主席薛岳有矛盾而下台，他在下台前任命吉章简为广州市警察局长，程长清借机也就在广州市临解放时保住了保警独立大队长的职务，紧紧掌握住了这支武装力量，在反破坏和迎接解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10月初，中共华南分局派秘密交通员来到广州，指示程长清，为迎接广州的解放，要特别做好护厂、护城工作。而这时在广州及其附近的国民党军、警、特，已经摆出了一个在大溃退中进行大破坏的架子。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和副总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吉章简却对大撤退十分保密，表面上不露声色，但背地里已在做着大破坏的紧张准备。
10月8日下午，李扬敬在接任广州市长后，第一次召集全市各区自卫常备队3000余人，在越秀山下广场集合训话。他在训话中既没有表示退，也没有表示守，但态度蛮横，言下之意可让人悟出国民党军很快就要撤出广州，但这座城市也将面临着一场灾难。小北警察分局长兼小北区长杨汝东闻言，竟卷起家中细软，悄然逃向香港。
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召集暗中掌握的自卫常备队及消防队，打招呼说：“广州马上会进入真空状态，我们一定要维护好治安，防弥火灾，尽到我们的责任。”并分派队员在各自区内街道巡逻，严防歹徒破坏活动。
10月11日，程长清把好友李铮人等秘密邀集到一起，说：“现在时局迅速变化，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应变的准备，你们有什么打算都请明白地向我表示。”
“我们跟牛哥（程长清的绰号）走。牛哥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大家一致表示。
“既然这样，那就听我的吩咐行事吧。”
程长清分派一部分人到各处去侦察国民党军的动向。
10月12日，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秘密制定了总撤退计划：国民党军将于14日全部撤出广州市。市区大型建筑物如海珠桥等将遭到破坏。广州市的警察因居民的请求留下来维持治安，大部分不作撤退。这个计划，当天即由在绥靖公署第三处任职的作战科科长何兆康（农工民主党党员）偷出，送给了准备起义的警察局领导人。
这天上午8时，市警察局局长吉章简在维新路市警察总局召集由全市28个警察分局长、保密总队长、刑警大队长、消防总队长和副区长参加的会议。他先是故作镇静地说：“大家要做好两种准备，一是配合部队参加保卫广州的战斗；二是准备配合卫戍部爆破队对机关厂矿等主要设施，加以彻底破坏后撤退。”
吉章简后又到警察局礼堂集合员警训话，并宣布了广州市警察撤退的计划，指定一部分保警随同撤退，其余的人悉听自愿，说：“现在决定撤退，明天下午黄昏前到沙面落船，总撤退时将鸣笛为号。请大家回去作准备。”
散会后，吉章简单独把南岸分局的分局长李本珍留下来，叫到办公室，下达秘令说：“西村水电厂一定要彻底破坏，你要协助卫戍部爆破人员做好这一工作。破坏工作完成后，即率队到沙面上船，撤向海南。”
李本珍回到分局后，立刻召集全体员警开会，传达总局会议内容，但没有谈及破坏水电厂的任务。会后，他则亲自到水电厂视察了一遍。回局后，他为了避免接受吉章简发来更多的强制命令，决定先躲避一下，便嘱咐管警局员，悄声说：“水电两厂对全市人民关系重大，要全力保卫。我暂时住在带河路一个姓潘的朋友家中，地址周伟南知道，有事就马上通知我。”同时，又派出局员余尚行、周伟南等分头去筹措款项和大米作为全分局的伙食，准备紧急应变。
这天晚上，国民党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全部位进了沙面的胜利大厦，其余官兵住在沙面对面的白鹅潭的船只里，等候总撤退的最后命令。
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