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个海岛，有美国人保护，把印花机搬到那里去照样可以办工厂。”国民党特务奉命来到上海第一印染厂，对这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游说。
“我们不搬迁又怎么样？”有工人大着胆子问。
“那就是通共，就要杀头！我们就要破釜沉舟！”特务们以爆破相威胁，恶意恫吓。
印染厂一时充满了恐怖气氛，有些人开始变得惶惶然。
第一印染厂原是日本人于1931年建造的一家大型棉布印染加工厂，号称远东第一大厂。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接收，成为官僚资本企业，是为中纺系统10多家棉纺织厂所生产棉布进行印染加工的主要工厂。所生产的花布、色布畅销国内外，是中纺公司每年获利最多的一个重点企业。
所以，国民党政府对这个企业也非常重视，在这个仅有700多名职工的厂里，先后建立了10多个国民党组织，其中有施耀宗、江玉堂为首的国民党区分部；有印花车间严桂生、王福才为首的中统特务小组，和以王为中队长的护工中队；有施耀宗办的“工福会”；有以技术员身份作掩护的周摩西、林其楠为首的义务稽查大队摩托车分队；还有国民党中纺公司各派系安插进来的政客和一批青、红帮流氓势力。
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势力在这个厂中也是很强的。早在1945年初，中共上海地下党就派两名党员来厂活动。到了临解放前夕，厂中已建立了党支部，有10多名党员和近百名基本群众，一些地下党员和基本群众并担任了要职。
因此，在印染厂内国民党特务组织和中共地下党组织“两强”并存，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临解放前夕的交界点上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工人们暗中奔走相告：“解放军过江了！据说都是天兵天将呢！”一群群人围在一起谈论着。
厂内的特务却为之震惊和哀叹：“这中央军也他妈的真不像话！我就不信土八路那么凶，中央军也真是窝囊，长江江防筑了这么几个月，就这样在一天之间全垮了？”
厂内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始秘密地把一些思想进步、同情党、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发展为“工人协会”成员，并以他们为骨干，保护机器，监视特务，防止破坏。为了使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投入到护厂运动中来，迅速争取护厂合法化、公开化和群众化，地下党领导的厂工会，即利用国民党中纺公司发给各厂进行护厂的通知，督促行政公开部门组织护厂团，由工会理事长杨善（中共地下党员）同厂长刘稻秋磋商，决定由厂长和工会在4月26日召开全厂各部门负责人和工会全体理监事联席公开会议，并确定了事先研究好的护厂团组织名单：由厂长任总团长，工会理事长任团长，再由车间选出两名副团长，共有41名委员。下设总务、纠察、联络、调查、消防、救护等6个小组，各组配正、副组长4人。
护厂团的机构名单公布后，厂中的特务一看他们在护厂团中的人数比较少，不由预感到情况不妙，但又畏惧于厂工会和群众的力量，不敢直接破坏护厂团，就造谣惑众说：“建立什么护厂团？让我参加都不参加。打仗炮火连天，家里有老有小，保家还来不及，哪有心思来护厂！”
特务们散布战争恐怖谬论，而老工人代表当即反对说：“我们工人的饭碗是什么？是工厂！如果工厂被破坏了，就等于我们的饭碗被砸碎了，那时我一家老小去吃什么？所以我们工人就应该好好保护工厂。”
“可炮弹、炸弹是不长眼睛的，万一落在厂里，谁也护不了厂！”特务诡辩说。
染色车间的老工人李海亮站了出来，用洪钟一样的声音驳斥道：“我就不相信一颗炸弹会把我们工厂都炸光，但我相信一颗炮弹落在工厂里，会引起大火，如果没有人护厂，没有人进行救火，那就会把我们工厂都烧光。所以，我们工人一定要把工厂保护好。”
特务骨干、护工队中队长王福才说：“既然是这样，要护厂那就应该由我们厂里的护工队负责，何必再另起炉灶搞什么护厂团呢？”
“对，对！”厂中的几个特务拍手叫好。
工人们则异口同声地说：“你们护工队才有几个人，可护厂工作我们人人都有责。”
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印染厂最后仍通过了成立由41人组成的护厂团领导机构，并决定：一、由行政拨出布匹做护厂团的袖标；二、凡客商来厂提货，需经护厂团同意才能出厂；三、总仓库钥匙每天日班下班后，交工会负责保管。这样，护厂团的领导权和工厂的机器、仓库、大门都切实掌握在了中共地下党员、工协会会员和基本群众手里。
国民党沪西区特务头子吴健闻讯后，气势汹汹地冲进厂中，找到了工会理事长杨善，责问道：“啥人叫你护厂？客商来提货为什么不发货？”
正在工会的公务员、护厂团队员李风鸣见特务势众，连忙把这个消息传到了装潢车间。装潢车间是全厂女工最集中，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最多的地方。当她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关了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