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个人戴着护厂团袖标涌到了工会办公室。
工人们突然间围住了吴健。
吴健把两手叉在腰间，摸着枪柄，壮着胆子说：“你们来干什么？谁叫你们护厂的？”
“中纺公司叫我们护厂的，是我们工厂自己要护厂的，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护厂？”
吴健嘲笑着说：“你们这些小姑娘护什么厂？真是笑话：我劝你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我们已经调查过，护厂是共产党在暗中搞的鬼把戏。”
一个女工讽刺地反驳道：“吴先生讲话真滑稽！我们工人护厂有啥不好？你说护厂是共产党搞的，难道国民党不要护厂而要破坏工厂吗？”这几句话逼得吴健再也说不出话，败下阵来。
特务们哪会善罢甘休，接着又造谣说厂里闹鬼，以此来恐吓青年女工。有一次，两个女护厂队员在巡逻中突然听到身边传出可怕的奇怪叫声，但她们在一惊后却并没有退缩，而是对准黑影当头就是一木棒。
“哎哟哟！”那个装鬼的人连声叫喊：“你们真的要打呀！”两位女工定睛一看，原来是厂中的一个小特务。
听说抓到“鬼”的女工们涌了上来。她们极为气愤，要把这个装鬼的特务拖到总值班室去，这个特务连连叫喊：“姑奶奶们饶命！”扔下装扮“鬼”的道具，向厂外赶快逃去。
第二天，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突然派来一名军官，说是奉上级的命令驻厂办公。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撵走这个护厂的障碍，让厂长刘稻秋去做工作。
刘厂长见那个国民党军官一身呢子军装穿得笔挺，头顶上不多的几根头发却梳得错落有致，便知这人在生活上很讲究。
“在这非常时期，我来是奉命驻厂办公，马上给我找间办公室，要一间单独的。”这个国民党军官拍着腰杆上的手枪，大耍派头，傲气十足地说。
刘厂长的表情却是非常的冷淡，爱搭不理地表示：“我们印染厂按照中纺公司的规定，早已成立了护厂团，各项工作在我的主持领导下，正在有秩序地进行。你看，你来了，我们表示欢迎，但本厂的办公地方太狭小了，我只能在原布仓库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给你放张桌子，平时可以在那里坐坐。”
“也可以，也可以。只要是间单独的办公室就好。”那个军官进了小房间，当他看到这里灰尘满地，门窗都毗牙咧嘴地张着缝子时，捂着鼻子走了出来。他明白在这里呆下去，说不定哪天晚上就会从门窗缝里突然插进一根锋利的钢筋来。还是保命要紧，他对刘厂长连声招呼也没打，溜了。
大炉间是工厂的心脏，为了防止特务因拆不走锅炉而进行破坏，地下党员老高和老工人盛妙生两人，发动大炉间几个老工人按三班分工负责制，保护锅炉设备，以确保正常运转。老高还告诉几个拉煤的工人，对大炉问的每一车煤都要认真检查，把各种异物拣出来，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对染色车间的黑布车、红布车，整理车间的拉幅车、电光车，机修车间整修的紫铜烘缸等重点机器设备，都由所在车间的地下党员会同积极分子采取定机定人的办法看管护理，以挫败国民党特务策划的搬迁和破坏阴谋。
印花车间主任王菊生是留英学生和曾在英商纶厂印染厂工作过的雕刻车间主任技师，过去受外国人的欺压，富有爱国精神和正义感，不愿跟国民党政府到台湾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地下党组织根据他的政治态度，就与他谈心。经过启发，他表示完全同情和积极支持反拆迁、反破坏斗争，并以实际行动和工人们一起对车间内的机器和印花滚筒进行了盘点并加强保管。这时，一伙国民党特务冲进工厂来，要把一批旧的印花滚筒运往军火工厂，改做成弹头。王菊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把这些滚筒进行维修后再用，甚至让工人们把切削下来的紫铜屑也储藏起来，不让运出工厂去。
市区即将解放时，厂地下党支部接到上级的一项紧急任务，为上海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赶制锌版及印制600个“上海人民保安队”袖标，以备上海解放时使用。厂党支部研究后，决定由杨善去找机动车间参加工协的老工人完成制锌版任务。5月20日，杨善找到了老工人俞银泉，悄声说道：“俞师傅，你能不能马上造一块‘上海人民保安队’的镂空字锌版，以印刷袖标，在解放时派用场。”
“什么时间要？”
“最好能在今天下午完成。”
“好！我现在就去干。”俞师傅听说是解放时派用场，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俞师傅不是白铁工，他便悄悄地找来护厂队员、老师傅李宏宝、孙阿清，他们来到小阁楼仓库，由孙师傅在楼下放哨，俞师傅协助李师傅在小阁楼上刻制锌版。李师傅技术熟练，他敏捷地剪下一块宽6寸长12寸的锌皮。俞师傅把准备好的字样用笔描在锌皮上。仅仅用半个多小时，他们就把“上海人民保安队”的镂空锌版刻制好，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印制袖标的任务，地下党组织决定交给装潢车间党小组完成。装潢党小组长把锌版交给了党员王明珍，要她在3天内印好600个袖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