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珍接受任务回家后，当夜去找小组里的另一个党员赵菊英，两个人一起研究具体制作方法。
第二天清晨，她们提前1个多小时到车间上班，趁一时还无人，立即动手把车间里堆放的零头漂白布拿来，一人按袖标尺寸一块块剪下来，一人用缝纫机进行缝制。不大一会儿，缝好了300多个，下午又以护厂团、救护队需要袖标的名义，公开缝制了200多个。但印刷这600个袖标是个艰巨的任务，白天装潢车间的特务多，易引人注目。她们商定，把印“上海人民保安队”的意义，向参加工协的女工吴阿妹交底，由她来担任警戒放哨。她们还是用老办法，次日，3人提早上班，趁大家还没有来，她们将车间里的布匹堆起做围墙，中间留下一个空隙，由吴阿妹坐在布堆外面假装补工作服。王明珍和赵菊英两人就在布堆空隙间动手印刷袖标：一人双膝盘坐在地板上，用手放好坯布袖标和锌皮；一人跪在地板上，一手端住盛有印料的肥皂盒子，一手用小牙刷认真仔细地一张一张地进行印刷，终于在上班铃声响前完成了任务，按时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但国民党特务通过内部“座探”，也侦知到了印刷“人民保安队”袖标的事，由此也就推知与印染厂有着直接联系，并继而把目光盯在了厂工会理事长杨善身上。
5月23日下午2时，国民党警察局出动近100名便衣武装警察和多辆装甲车，包围了印染厂。他们从大自鸣钟（现西康路、长寿路交叉路口）起至西苏州河摆渡口，布满岗哨，在靠近印染厂宜昌路口停了一辆装甲车，车箱上架着机枪，前面还停着一辆吉普车，封锁了路口。
印染厂内的一些特务、爪牙已经得到“秘密监视，不能有漏网”的指示，一个个气势汹汹，十分猖狂。特务王福才摇摇摆摆走进工会办公室，面带奸笑与值班常务监事潘学锦（地下党员）订了招呼后，朝靠墙壁的椅子上一坐，跷起二郎腿，一面抽烟，一面看《申报》。他在过去若是来工会，往往是遛一遛，坐上一会儿就走的。这一回他却与往常大不一样，坐了1个多小时，仍未走。这一反常情况，立刻引起了潘学锦的警惕和思考，前几天党小组研究了敌人的动向，获悉国民党特务要进厂抓人，这与王福才的反常情绪很可能有关。特务们一定是在等要逮捕的人全部进厂后再“收网”。
潘学锦边思考边注意厂门口的动静，他突然看到警卫室的一个警卫陪同6个戴鸭舌帽的便衣特务，向人事科工政股股长、国民党特务金震民的办公室走去。
从早晨就没有离开厂中一步的金震民见其上司来了，连忙站立起来汇报，说：“我们接到指示后，已做了认真的准备，对厂中的重点人物都已经监视了起来。王福才现在还蹲在工会办公室那里监视呢。可我们至今都没有看到杨善那几个重点人犯的影子，是否可先抓别的？”
“混蛋！要的就是那几条大鱼，抓些小虾米有什么用。打草惊蛇！”进厂来的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头子知道情况后，大发雷零，接连训斥厂内的特务：“你们真是一群饭桶！几个共党分子都控制不住。从现在起，封厂！严密封锁厂内消息，你们要埋伏好。再等一等动手，让那几个共党要犯分子来自投罗网！”
然而，半个小时又过去了，特务们仍不见要抓的那几个人的影子。
两个特务从人事科走进了工会办公室，凶相毕露地对潘学锦问道：“你们理事长杨善呢，现在在哪里？”
“不清楚。刚才还在的嘛！”潘学锦回答。
特务们在找不到理事长后，就等候在这里，并监视工会的活动。
一个特务转身回人事科，这时王福才也起身跟到人事科。接着，装潢车间的5个特务和爪牙也被喊到人事科。潘学锦到这时已经完全明白特务是要开始动手抓人了，他心里很着急，思考着怎样才能把这个消息转告在外面开会的杨善和董选文等地下党员，让他们千万不要在这时回厂，可他自己显然已经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是不可能亲自出厂送信的。
这时，正巧工会的公务员小李在忙完了别的事后进了工会办公室。潘学锦对小李使个眼色，走出工会，轻声说：“你立即设法出厂到国梁家去一次。把厂里的情况告诉他们，叫他们不要来工厂，我等你回音。”
小李利用公务员的身份，溜出了大门。
小李刚出厂门，在厂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的特务纷纷从人事科窜出，有的到装潢车间，有的来到工会办公室，再次追查杨善等人的去向，并向厂外埋伏的特务发出了信号。
30多名国民党特务突然从厂外装甲车中跳出来，窜进印染厂，从工会办公室搜查到各车间，非要把工会理事长等人搜出来。他们吼着叫着：“我们是社会局的，找你们工会理事长来，有要事相商！”
工人们见情况危急，连忙把潘学锦拉到车间里隐藏起来。
4时过，这近百名国民党军警、特务在装甲车的助威下，全部开进了印染厂。
人事科里，一个身着黄色卡其服的便衣特务头子坐在椅子上，对旁边站立着的几个厂内特务训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