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电话问公安部领导，“原抚顺管理所所长金源在什么地方？”公安部不知我的下落，打电话问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可他们也不知我身在何处。后来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才知我已被下放在偏僻山沟的农村里。他们把我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质问公安部，“金源有何罪？”公安部回答，“金源犯了路线错误”。听了这样回答，周恩来总理非常气愤，下命令：“这次会议一定让金源参加”。
张国富副主任讲述了召开此次会议的背景后，再次劝我回来工作。
他说：“金所长，你再次出来辛苦吧！只有那样管理所的工作才会走上正轨。”
“感谢张主任。可是我打算扎根农村，还盖了三间房子。管理所的工作还可以找别人干，不会有问题的。”
我的话不是客套话，也不是嘲弄的话，是慎重考虑后说的。对别人来讲，结束下放生活是一件喜讯。可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喜讯。一想到管理所就厌烦。再次返回那里，这是不能草率决定的事情。
“我理解金所长的心情。但也得考虑工作。希望不要计较过去对你的不公和冤枉，出来重新工作吧！”
“现在，管理所的许多人下放在农村。我先回来不合适，另外我一个人工作也……”
“知道了。”
张国富副主任打断我的话，向前挪动身子后说：“这样吧，金所长先回来，其他该回来工作的人你提出名单，其他事交给我办。把家属也全部带回来。”
“如果那样，我可以考虑。也得考虑我的处境。”
我不愿再伤他，他在会上被批评后脸色一直不太好。我说到这里，再没有谈什么。
公安部会议一结束，我径直返回农村。没过几天，管理所来电话催我赶紧回来工作，可我还是无动于衷。过了半个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下达了任命书。“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少有什么任命状或解除令之类，只凭领导人一句话就可以随意处理干部。此时，下达任命状显然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我不能再怠慢了。那时，与我一同下放到农村的管理所“57干部”有6人一同和我回到管理所。
回到管理所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抚顺市数万名“57干部”像遇到什么喜事似的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征兆。
“金源从农村返回来了？”
“金源又当上所长了！”
他们将我复出的消息传来传去，可他们许多是不知我长的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听到我的姓名。在抚顺市数万名干部中，“罪行”像我这样多的人也没有几个。因此，那阵子我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
“金源都复职了，看来，‘五·七干部’都会被解放的。”
“解放”一词与“释放”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双重意义。“五·七干部”们从我的复职看到自己的“解放”。
重新回到管理所，这里的一切已经陷入极大的混乱。但“造反派”却认为，那不是混乱，而是所谓革命的战场。“造反派”否定建国以来的所有工作，打倒所有领导，根据自己的极左理论，扬言要与过去历史彻底决裂。按他们的理论，对战犯们的人道主义政策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只有与他们毫不留情地斗争才是“彻底的革命”。因此，他们让战犯只能维持在延续生命程度。那又为什么不整死战犯呢？他们说，战犯们头脑中还有未交待清楚的历史资料。所以，战犯当中不可能不产生“病人”。
我回到管理所的第一天起，努力改善战犯们的伙食，治疗患病犯人，整顿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原来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被下放后，“造反派”们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彻底性”，他们随意虐待战犯。他们动辄打骂战犯。当时，这种现象全国其他监狱也是很普遍存在的。其典型是北京的秦城监狱，他们只顾审讯，对人犯生活严格限制，每天只给3杯水，那时，被定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罪而被入狱的原交通部部长刘建章同志就在秦城监狱监禁。他的夫人探监时看到虐待人犯的情况后，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信反映情况。毛泽东主席得知秦城监狱恶劣情况非常愤慨，他在信中批示说：
清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恩来总理看了信和毛泽东主席批示后，对公安部长等有关同志做了如下指示。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年内做一次彻底的清查。凡属主席指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虐待殴打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作废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给我无穷的力量。接到指示当天，我向管理所工作人员和战犯们宣布中央领导的指示，开始整顿监狱秩序。工作中发现，管理所内不仅存在虐待战犯问题，还有个别人的经济问题。据从农村返回的保管员反映，在仓库保管的战犯们的个人物品有些丢失了。任会计的英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