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期间我是战犯管理所所长）和“特务”的罪名，撤销一切职务，先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下放到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公社马前寨大队四小队当农民。全家人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三年。好在我们的适应性很强，对生产劳动我们不是外行。这年春节刚过，又迎来了播种季节。
农村春耕，又忙又有乐趣。农民们干活休息时，喝上几杯泡在水田水里的米酒，高兴了还要跳舞。
往水田里插秧我仍是负责运秧苗。与往常不同的是我不是孤独地一个人来回背，而是与村民们有说有笑地干活。这样干起活来，也不知累了。
我和农民们正在为新一年的丰收而辛勤地劳作时，一天，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紧急通知我立即赴会，我心里极不情愿，因为不会有什么好事落到我的头上。我已经是农民了，上省里开什么会呢？第二天又来了通知，可我还是按兵不动，心想上头通知几次未见人到会取消通知的。第三天，半夜一辆汽车驶进我的家门。见面是一辆很熟悉的吉普车，司机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
“怎么这样……”
我心发抖。多年被人拉出去斗来斗去，使我对有人突然来临极为不安。
“让你去参加会议。”
“会议，什么会议？”
“我也不知道。”
我有不吉利的预感，所以不想去。但车子已经来了，看来不去是不行了。
我们村离抚顺300里。吉普车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到达管理所。管理所负责人已在办公室等待。
“你立即去省公安厅军事管制委员会。”
他没有多说几句，催促我赶紧动身。我马不停蹄地去了省公安厅，军管会副主任接见我。
他说：“今晚乘夜车进京。车票已经买好了。回住处准备吧。”
此时，一直悬在半空的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我长叹了一口气。
他们没有告诉我进京的原因。可是，这次进京的几个人的身份说明，此行不同寻常。同行的有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富、辽宁省军管会劳改局军管组长独立二师参谋长李彦明。此外，还有劳改局局长、抚顺战犯管理所军管组负责人等共6人。
翌日早列车驶抵北京。公安部一名工作人员把我们一行接到北京饭店。这一天没有安排什么事。
第二天，我们一行参加公安部召开的会议。公安部李震部长和刘复之副部长参加会议。他们先说明了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死亡人员日益增多的情况（此时日本战犯已全部被释放）。尔后，他们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指示如下：
谢富治并陈锡联同志：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本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了不治者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仅两个月死了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革委会人保组报告，对13名重病号，并无急救办法，对其他130名犯人也无紧急预防措施，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为深挖活材料，一句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好，应体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国外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请对此事，重议一下再报。
周恩来
1971年5月17日
公安部是根据周恩来这个指示召开此次会议的。参加会议的还有济南、太原、内蒙古管理所和北京秦城监狱等5个监狱负责人，他们都是军人。
李震公安部部长念完周恩来总理指示，环视周围问：“哪一位是金源？”
“报告，我是金源。”我站起来敬礼。
“啊，你就是金源同志！”
李震部长从坐位上站起来，走过前几排来到我这里与我握手。
“很高兴，早就听到你的名字了，很幸会。”李震部长与我打招呼后，给大家介绍我。
他说：“这位就是1964年被评为全国改造工作先进单位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金源所长。在改造日本战犯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说完，他又握住我的手。
他说：“听说，你现在下放到农村。要回到管理所工作。”
在3天会期中，提出了战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改正对策。辽宁省的与会负责人不好意思抬起头，因为周恩来总理指示中严厉地批评了辽宁省领导人的做法。
会议结束后，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负责人张国富副主任单独与我谈话，对过去一些错误做法表示道歉，并要求我回来工作。据他讲，周总理接到战犯死亡数字增多的报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