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战犯们的存折中的钱也少了不少。战犯们明知这些情况，但谁也不敢说出来，我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怒，将此情反映到上级后，组成了调查组进行彻底清查并进行了妥善处理。战犯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又恢复了”。
但这种形势没有维持多久。正在经受动乱之苦的中国政局，一年内又有几次变化。
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1975年，把打倒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走资派”邓小平，说是“难得的人才”，恢复了他的职务，让他整顿经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不到半年将全国经济状况进行了扭转，老百姓无不称赞。可是，江青一伙搞阴谋诡计，以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打倒邓小平，在全国掀起了所谓反“回潮”的运动。此时，毛泽东主席因患病卧床不起。中央的权力实际上由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操纵。江青借毛泽东主席名义掀起的这个运动席卷全国，中央打倒邓小平，地方批判“邓小平”。管理所内“造反派”喜出望外，他们认为时机已到，说我是“小邓小平”分子。
“金源穿着新鞋走老路。”
他们在大字报上这样写了题目。他们指责我复职后，还是老样，只关心战犯们的生活。我又被送到“抚顺市五·七干校”。那里有许多下放回来工作不久又被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的罪名是“小邓小平”。这次没有审讯，而是进行思想批判。
我反驳他们：“现在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我为了中国革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这样的人能走资本主义的路吗？我不是自己决定改善战犯的伙食和给他们治病，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是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也有错吗？”
我接连反问他们。“造反派”无言以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也使他们厌烦了。批判只是走过场，草草地收场了。这时，全国又掀起全国学大寨运动。整个冬天，我们忙于协助农民修梯田。
修梯田工作即将结束时，又有人来通知我立即返回管理所。我说，死也不回去了。但后来还是跟他返回了管理所。
管理所领导成员已在管理所等着我。他们是接到中央的紧急指示后才找到我的。中央公安部决定，特赦35％战犯，并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报告特赦名单。可是，没有人能起草那份名单。我刚进屋就开会了。会议由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副主任彭金主持。将近有半个小时谁也不开口，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了解战犯情况的人不多。他们都在等着我讲话。
“还是金所长提出草案吧！”同志们说。
看来，我不说，会议开不下去，所以，我提出名单并说明他们的罪行和改造的表现。当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大约有100多人。根据中央公安部的要求，提出了35％的特赦名单。
写完特赦报告后，彭金、公安厅预审处长和我进京参加公安部会议。这次会议也是5个监狱派代表参加。公安部副部长施首之、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调查部长罗青长等人听取了5个监狱的报告。会议开了7天。这次会议最后确定的特赦名单报给当时的公安部长华国锋和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批示：“关押时间已很长了，35％太少，希望重新研究。”
根据周总理指示，我们重新召开会议，提出了除了罪大恶极的25名战犯外，全部特赦的方案。周总理看了报告后，转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接到报告后，批示全部释放那些战犯。
在全国5个监狱关押的战犯就这样全部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