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我们第一个目标是华尔街第一国家银行。那里所有的人都绝对无可指摘，但是在我们看来却都是十足的笨蛋。在我们与这个银行搭上线之前，我们带20块钱到另一银行弄到一张真的付款单，然后我就直奔第一国家银行。
首先我到出纳窗口。里面的小妞非常漂亮，我将付款单交给她，请她付款。“您有证件吗？”她问道。我没有证件，但我清楚地知道她接下去会怎么办。“您必须去找经理”，她说着，同时指着坐在写字台后面的那个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我期望她打发我去找经理，并且看到我与他谈话。
我走到经理处。“能否请您让我将它兑现了？”我问。他要证件，我掏出我的驾驶执照和另外几个证件。他拿这些证件看了，咧开笑嘴，在付款单上签了他的姓和名的首字母。我在他那里停留了好几分钟，女出纳员看到我与他说话，也知道我已得到他的同意。我等到她在忙时走向另一女出纳员的窗口。在那里我淘出一张10元的票子请她换零钱。我这样干，目的是让经理看见我在窗口，他心想我可能正在将他认可的付款单兑现。在这个期间我已将那张付款单塞进了口袋。
拿到零钱后我走出银行，带着这张付款单奔回我与塞里诺住的旅馆。我们拿一块玻璃，将它放在灯罩上。玻璃上我放上这张付款单，付款单上再放上一张写有假名的4oo0元的支票。我们在这张支票上描上经理姓和名的首字母和假的校验号。在第二张支票上我们写上同样的名字和同样的数额，但却不写姓和名的首字母和校验号。
这时塞里诺看上去很有气派，他染了头发，穿着总是相当时髦。他看上去比每个真正的华尔街经纪人还要像华尔街经纪人。
他拿着这两张支票到银行，直奔出纳窗口。他掏出没有签字同意的那张支票，请女出纳员将它兑现。当然她叫他去找经理。在他走过去找经理时，他将这张支票塞进口袋，然后他在经理旁边坐下，因而女出纳员能看见这个情况。他这时向经理打听汽车贷款的钱数，为的是使向这里看的人能看到塞里诺坐在经理旁边时，经理在一张单子上写着什么。
塞里诺在他那里大约停留10分钟，感谢他的回答，而后走向出纳窗口。现在他将手伸进另一个口袋掏出我们已将经理姓和名字首字母描上的那张支票。他走到窗口将此支票递给小姐。她看了经理姓和名的首字母，心想她亲眼看到经理自己签上的。她将钱付给塞里诺，塞里诺就离开了。在我们决定再回马萨诸塞州干之前，我们耍这个把戏在这家银行的四个或五个分行已窃取了2oo00多元。
马萨诸塞州更换驾驶执照，使我们的打算落了空。它成功了，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迫切需要驾驶执照，但没有人能为我们弄到。就是假的也买不到，因为根本没有。可是有一天当我和贾德在一道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贾德，”我说，“走，我们去驾驶执照签发所。”
“我进里面去，”我说，“我脱下外套，把衬衣袖子高高卷起，就好象我在这个机关工作一样。我要去看看我能否偷到一箱新驾驶执照。”
贾德心想我大概是疯了，但是我还是去了这个所。我对被我撞见的那第一个标致女子说：“您知道吗？我是新来的。我的头头吩咐我，叫我来取一箱驾驶执照。您能告诉我，我能在几楼拿到？”这个甜妞睫毛都没动一下。“在二楼，档案室后面。”她说到。
于是我到了那里。我耳朵上夹着一枝铅笔，大摇大摆走进办公室。一个汉子坐在写字台后，我从一块小牌牌上看到了他的姓名。好象这事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名：埃迪。
我走向写字台，对他欠了一下身。“喀，埃迪，”我说，“约翰派我上楼来，叫我取一箱驾驶执照。驾驶执照在哪儿？”他连头也没抬，也根本没有问一声约翰是谁。他答道：“在那边角落里。”
我走过去拿了一箱（这箱中装有1000本驾驶执照），吹着口哨从写字台旁经过。“非常感谢，埃迪。”我说着走出这间房间。我生平从未见过这个家伙，他对我也同样一点不知道；可是我却带着一箱驾驶执照离开了波士顿拿骚街的这栋大楼。我们让人刻了州印的橡皮图章，一件非常好的复制品，我们立即着手干。这极为有利可图。这些驾驶执照我们不需要用来兑现假支票，而我把它们拿来每本卖50元。每人都想要一本，好象它们是金子做的。
想到酒吧去寻欢作乐的时髦女郎买它，驾驶执照被吊销的男人被它吸引，需要证件的黑手党徒恨不得将它一口吞下去。
1958年7月3日，我们又从马萨诸塞州到纽约的一些银行和百货公司窃取了50多万。
波士顿市里有少数赌馆与黑手党无关，但大多数由黑手党徒领导或保护。不得到这种庇护，根本不能在波士顿北区或东区开赌馆。可是他们所得到的绝大部分庇护纯粹是扯谈。它只是从每次赌博中取得一份的一种手段。这个时候唯一真正受到保护的掷塞子赌窝只有“大苹果”一家。赌徒直接到给他们指定的饭店，再由汽车将他们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