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个看上去不很大的城市（因为视野之内既无高楼大厦，也无霓虹灯），直到后来，傅索安也未曾弄清是苏联的哪个城市。警察发现傅索安在往外窥视，便喝令她闭上眼睛，并且放下了窗帘。警车开了一会儿，忽然放慢车速，连拐了几个弯，然后停了下来。傅索安被押下车，发现警车停在一个四周都是楼房的大院中，院子里停着许多警车和二轮、三轮警用摩托车，她马上断定自己被押到了当地的刑事侦察局。
警察把傅索安押进一间审讯室，命令她坐在被讯问者的位置上，他们则站在门口。大约过了五分钟，外面传来皮鞋底和地面接触所发出的“笃笃”声，两个穿便衣的男子走了进来。他们进门后的第一件事是让警察打开傅索安的手铐，然后挥手命令警察退出去，把关门上。傅索安打量对方：一个四十岁开外，一个三十岁不到，那是典型的斯拉夫人种。他们也盯着傅索安看，见她双手交替着在揉搓被手铐扣得发麻痒的肮部，那个青年突然开口了：“同志，对不起，你受委屈了！”
啊？傅索安吃了一惊，正要开口问什么，两人已经走到她的面前，和她握手。傅索安站起来，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中年人说：“我们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的军官。
请看，这是我们的证件。”
傅索安看了证件，那两人提议去另一个地方去进行谈话。于是，傅索安跟他们去了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那里有坐上去显得很舒适的沙发，灯光也显得明亮而柔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察给他们送来一壶刚煮沸的咖啡，每人倒了一杯，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中年人客气地说：“同志，请喝咖啡。”
傅索安喝了一口咖啡，开腔问话，声音里透着出自内心的忿懑：“我正奉命去莫斯科报到，你们为什么中途把我拦下？还来这一套逮捕刑事罪犯的方式？”
对方向她解释，他们已经知道她前往莫斯科报到，因有紧急任务委派，不得已采取中途拦截的方式。至于由警察出面，主要是为了便于保密。这种方式可能不妥，现在他们代表局部向她表示歉意。
其实，这是克格勃对傅索安的又一次考察，看她在自由的情况下，会不会产生叛逃之心。克格勃招募外国人当特务，纯为利用，他们可以给外国人特务苏联国籍，也可以发卢布、美金，但绝对不给军衔，也不要求像苏联特工那样搞“军人宣誓”，所以也不会让外国人特务像本国特务学校毕业生那样去莫斯科总部报到。所谓让傅索安单独去莫斯科报到，其实不过是为了考察她是否会叛逃。
从傅索安离开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开始，她就被克格勃预先安排的多名特工轮流秘密监视着，连和她同席厢的那个波兰女人，也是监视者之一，只不过傅索安没有发现而已。至干安排刑事警察拦火车逮捕一节，那是考察傅索安在突然发生的变故下的心理应变能力，等于是一次毕业考核。
当下，傅索安面对此情，也不敢再表示什么，只是微微颔首而已。对方又对她说，她已经算是报到了，现在局本部派她去香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取一份重要情报。
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针对中国，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意在包围中国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的谍报中心设在日本的东京和泰国的曼谷，另外，在缅甸的仰光以及新加坡也都有相当活跃的间谍组织。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克格勃准备把他们的谍报活动的重心转移到香港。因为香港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都适宜供克格勃作为刺探中国政治形势的桥头堡，并且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情报中转站，从东南亚各国、中国、韩国等地弄来的情报，不能一下子传往苏联的，都适宜在香港中转。但是，由于香港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克格勃无法让其特工披着外交官外衣进行活动，而香港政府的态度也相当坚决，严格限制苏联人在香港利用合法方式进行特务活动。这样，克格勃就只能派遣谍报人员去香港进行短期的秘密活动。这次，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决定派初出茅庐的傅索安去香港从一个负责情报中转的特工手里接取一件情报，然后设法运送到停泊在香港的一艘苏联货轮上。
那个中年军官向傅索安交代：“根据纪律，你不能询问这是怎样的一件情报，事实上，连我也不知道那是一件什么情报。总之，当有人和你对上暗号后，对方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然后把所接受的东西原封不动送上苏联‘红色少女号’货轮就是了。该货轮停泊在香港的哪个码头，在你抵达香港后，会有人往你下榻的饭店打电话的。”
傅索安点点头：“明白了。我可以知道我将以什么身份和名义去香港吗？”
“当然。”中年军官点点头，然后交代道：“你将以合法身份和完全正当的名义赴香港。你是持有本国护照的苏联公民，是最近赴日本东京读书的留学生。这次，是从东京赴香港旅游。‘红色少女号’货轮上的船长，是你的舅舅，你是把一件礼物送给你的舅舅的。
明白了吗？”
“是的。”
两个军官站起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