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吧，其他未尽细节，我们会另外予以交代。现在，让我们马上去机场吧。”
傅索安看看手表，是清晨4点50分。她随对方出门，在院子里坐上一辆黑色轿车。车内的窗帘是拉上的，傅索安也没动往外看的脑筋，一坐下就歪在位置上打起盹来。当她被唤醒时，发现轿车已经停在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上。她一下汽车，就被等候在那里的一个穿克格勃制服的苏联女军官请上一架小型运输机。机舱内，还坐着几个穿便衣的苏联汉子，估计也是克格勃的特工。只是不知是顺道搭乘呢还是负有监控傅索安的任务。
傅索安刚坐下，飞机就发动了，稍停即升空飞行。一个脸上还带有稚气的苏军士兵给傅索安两人送来了早餐。女军官边吃边告诉傅索安。这架飞机是飞往莫斯科的，抵达那里后，傅索安将前往民航机场，持票飞往东京。她的任务是把傅索安送到莫斯科机常中午时分，飞机在莫斯科南郊的一个军用机场上降落。女军官陪傅索安在机场餐厅用过午餐后，由机场派车把她们送往莫斯科机常在机场休息室的一个贵宾间里，克格勃的三名军官十分热情地向傅索安问候致意，然后又一次向她交代了任务，为首一个反复说着“拜托了”。最后，他们交给傅索安一个小巧精致的旅行皮箱，里面是傅索安这次旅行的全部证件和费用、衣服以及有关她“在莫斯科、日本上十年制学校和大学”的基本资料和简历，当然全是克格勃的特工专家编造的。傅索安被告知必须在赴香港前把这些资料背熟记牢，然后用附在资料上的纸张销毁剂彻底销毁。这种销毁剂看上去是一张普通纸，上面还印着文字，但是只要把它撕碎后溶进开水，再放进两片复合维生素，就能在一分钟内把全部资料化成纸浆。
傅索安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时，有一个日本中年妇女在机场出口接站。她驾车把傅索安送往东京市内的一家高级饭店，安置在一间预先定下的单人客房里，鞠了一个躬便告辞。临出门时，她说明天上午仍由她来送傅索安去机常1970年2月12日，傅索安乘坐日本国立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离开东京直飞香港启德机常克格勃提供的所有证件毫无破绽，傅索安顺利地通过了海关验查，神情轻松地步出机场，招了一辆“的士”，让驶往弥敦大酒店。
弥敦大酒店是香港的一家中等价格的酒店，按说以傅索安伪造的身份入住其间是不合适的，因为一个苏联留日学生所拥有的钱钞通常都是极度有限的，即使因为她是中国人而想去香港看一看，了却某种心愿，也只住得起最低标准的旅馆。这一点，傅索安还在东京时就已经考虑过，一直考虑到香港也没想通。但是，这是克格勃所交代的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她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因此，只好硬着头皮住进了这家酒店，并且要了一个宽敞的单人套房。
傅索安下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等电话，她必须知道“红色少女号”货轮何时抵达香港，停泊在哪个码头的哪个位置，然后才能接受“上家”送来的情报。根据克格勃所交代的，情报到手后，她得马不停蹄直奔“红色少女号”，迅速递交给她的“舅舅”。当晚，电话没有打来。这样，次日傅索安便不敢外出，只能百无聊赖地缩在房间里，连用餐都是打电话让餐厅送来的。傅索安想：如果香港方面的反间谍人员发现这一点的话，无疑是又一个疑点。抵港只不过一天一夜，已经暴露出了两个明显的疑点。傅索安有点害怕，深深担心自己会被捕，但又无可奈何。
幸好情况很快就起了变化。晚上8点钟左右，傅索安终于收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一个略显苍老但又不失清亮韵味的女人嗓音，说的是带广东口音的国语：“喂！我要找一位从东京来的小姐。”
这是傅索安首次间谍活动的首次对外直接接触，她禁不住有些紧张，停顿了几秒钟才反问：“对不起，请问你要找的那位小姐姓什么叫什么？”
“她姓马，叫繁贞。”
这正是傅索安护照和学生证上的名字，她估计是那个电话，便回答：“我就是马繁贞，请问你有什么事？”
“有人要我通知你，你的舅舅今天下午已经抵达香港了。”
“哦！他在什么地方？”
“他那条船下锚于维多利亚港的第34号系泊浮筒。记住了吗？”
“是的，谢谢！”
傅索安放下话筒，长吁了一口气。“红色少女号”已经抵港，这个消息肯定同时也通知了递送情报的上家，她明天大概可以完成任务了。傅索安寻思只要把情报送上了“红色少女号”，她就绝对安全了，接下来完全可以轻松轻松。傅索安手里有克格勃给她的三干美元活动经费，足够她舒舒眼服游遍香港。当特工的人，性命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前一分钟不知道后一分钟是死是活，因此理应及时行乐。傅索安一直觉得心胸间有一股忧郁之气，似乎难以排泄，她想乘这个机会散散心。
十分钟后，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了，那是一个听上去有些阴沉沉的男低音，说着带亚洲口音的英语。“马小姐吗？您好！明天可以去一号地区。”
傅索安也用英语回答：“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