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修筑进度较快，预定在1967年春天即可完工。按双方协议是修筑一条碎石面公路，后来尼方提出要求改为柏油路面，自然增加了经费又延长了峻工日期。这条公路按照国际标准路宽与坡度及直线的要求，在尚未修毕前已轰动尼首都各界，外国使团及记者、旅游者都去参观。尼负责公路的交通大臣已由我陪同去视察了几次。人们都向使馆打听何时通车，如果要举行典礼一定要邀请他们参加。
通车典礼订在1967年6月，我报告国内说明这次通车典礼的重要性，要求西藏自治区及外交部派负责人参加，要求在樟木桥修建一座大厅，定名为友谊桥。由我方负责举行一次招待会接待参加典礼的客人。尼方也极为重视，国王派二王（他的二弟）代表他参加，于是尼政府各大臣夫妇，各国驻尼大使及使馆人员，外国记者，尼知名人士，更少不了拉纳家族的体面人物约二百余人，浩浩荡荡由加德满都向友谊桥进发。友谊桥大厅内已由西藏自治区派来的副主任、西藏外办、外交部有关人员布置就绪，举行剪彩仪式后即进行招待会，由中国方面准备的中国菜冷餐招待。
我在这次典礼上是最忙的一个，先期来到友谊桥检查他们布置的情况。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支援尼泊尔，国内的红卫兵、造反派都很积极，但对于接待尼国王二弟及各大臣，他们则认为对方是专制压迫者，不设专座，还要招待一批尼民工到会，与尼国王代表、大臣及各使节站在一起就餐。我见到后赶快纠正，说此事由我负责，不能采取国内“文革”中那种作法，总算说服了这些“革命派”，把一场典礼应付下来。这个通车典礼在尼国内及外交上引起很大反响，尼方认为这是中尼友好的表现，有的外国人则认为这是中国取得在尼特殊优势的表现。尼泊尔青年学生和一些民众都很高兴，特别是尼泊尔穷苦民工因参加修公路得到工资改善了生活，对于中国和中国专家都非常友好。
但由于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有令我这个友好大使感到为难的事。
中尼公路通车后，西藏自治区派三个歌舞团来尼表示祝贺和感谢。这个歌舞团由汉藏族青年组成，带来国内“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歌舞内容。我先在使馆内举行一次试演，并请尼外交、文化各有关负责人来观看，实际是要他们审查一下节目。他们在看后一面表示高兴，说节目很好，可以在尼公演，但又说有些节目如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印度反动派等，不适宜在尼演出。我认为他们很对，于是同歌舞团负责人商谈去掉这些内容。他们同意了。但是在演出时，他们却用藏话喊出这些口号，尼方官员及群众听不懂，参观的外国人包括美国的和平队人员也听不懂，所以没有引起什么交涉，但歌舞团这种作法使我非常不满。他们在广场上公开演出时，尼泊尔人及外国旅游者拥挤不堪，看台压垮，几乎出了人命。于是我借机提出缩短演出时间，早日回藏。
这时，我深深感觉到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太大，使我对国内来的“文革”风完全无能为力。1967年7月我回国治病，病愈后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直到1969年我才正式辞去尼泊尔大使职务。
2．出使越南：两国交恶，慢待来使中越关系为何由友好转变为敌对
1978年我被派往越南去当大使，而那时两国之间的火药味极浓。
原来中越关系极为友好，从1950年到1954年越南抗击法国的胜利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取得的，后来又在中国的帮助下获得了独立和国际上的承认。1961年美国插手越南，越南是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这几十年间，中越关系是“同志加兄弟”。
期间中国派驻越南的大使是受欢迎的。在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的鲜血洒在越南的土地上，所以称中越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中国大使在越南不只受到热情款待而且在越南人民中受到了尊敬和爱戴。
轮到我去当大使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1975年打败美军统一南北越之后，越南军队的枪口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准了中国，声称中国成了它北方最大的敌国。它在两国边境上不断制造事端，挑起冲突，抢占中国领土，毁烧房屋，使中国居民不但不能正常生产、生活，而且生命也受到威胁。在中国政府一再建议下，1977年中越两国召开了边界谈判，在会议桌上越方提出中国不能接受的无理主张。越南一面谈判，一面却以突然袭击方式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在中断了中越边界谈判后，越南打着恢复历史边界原状的口号，欺骗越南人民，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中越边界大量制造事端，不断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中国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主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对入侵的越南人员进行说理劝阻，不对打，不对骂，不开枪，甚至在越方打死中国人员时，中国也没有还击。但是这种忍让和解的态度，被越南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在边境上大干起来，加紧进行军事部署，驱逐华侨，在边界上制造流血事件，仅1978年上半年内竟打死打伤中国边境军民300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