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真是欺人太甚！
此外，越南还加紧迫害华侨。中国在越南约有百来万华侨，在西贡就有60万，有钱的人居多，其中约一万多为大商人，但他们都积极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当时越南党的总书记黎笋。在南方工作时曾受到华侨的保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其反对美帝及吴廷艳的斗争中得到了华侨的支持，所以越南的华侨历来同越南政府的关系很好，越南也很重视华侨问题。1974年越南方面强制要把南方华侨定为越南籍人，对要保留中国籍的华侨进行迫害。他们从1977年开始就大举镇压华侨，剥夺他们就业升学的机会，无故解职，取消户口和口粮，公安人员随时间人华侨住宅，强迫填写“自愿回国书”，乘机搜查、敲诈、没收财产，华侨受尽殴打折磨，到1978年8月就有16万华侨被驱逐回中国。1978年中国提出两国政府谈判华侨问题，谈判无结果，中国侨委会决定派船去越南接回华侨。消息一传出，许多华侨纷纷向越南政府申请回国，引起越南政府不满，一面拒绝中国派船，一面镇压要求回国的华侨。8月初，越南公安人员对集结在河内的华侨进行突然袭击，逮捕百余人投入监牢。中旬又在友谊关外向要求回国的大批华侨进行屠杀，造成百多人的伤亡事件。越南迫害华侨问题闹得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在我去越南时，越南已驱逐华侨达25万人。
1978年12月，越南举行庆祝人民军建军34周年集会，会上越南国防部长作报告说越南随时准备打一场大的战争，要建立一支“无敌的军队”，“决心打败一切敌人”。越南把中国当作“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在靠近中国边境制造“净化区”，把与中国有来往的居民统统赶走，派出公安、特务人员，调集20余万人的精锐部队，明确要对中国进行“进攻战略”，修筑大量工事和军事设施，在“净化区”内住上“冲锋队”、“敢死营”，不断侵入中国领土、干涉中国边民生产生活，绑架中国人员，制造许多流血事件，到1979年初侵犯中国边境地段达162起，打死打伤数以百计的中国军民。
中国政府对越南这种越界挑衅、枪杀中国人员的侵略行径，一再提出抗议和警告，越方置之不理，乃使中国政府提出要加以“惩罚”的警告，中越关系日益紧张。我就是在这种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极浓的情势下去越南当大使的。
临行河内前感觉到火药味
当我接受去越南当大使任命时，我知道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很可能不会长久。作为大使应该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而我知道以当时两国关系及双方决策人的言论来说，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很难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要作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准备。对一个当大使的人来说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形势。
所以我在去河内前先去广西，由广西自治区派人陪同我去沿广西与越南接界处，从睦南关直到北海与越南海上接近地察看了一下。昔日双方来往的睦南关口现在已无人走动，通越南的火车停了，站台上冷冷清清。关上两边山峰丛林中双方都埋伏有不可估量的火力。东兴与越南老街只一水之隔、一桥之通，当年从桥上或涉水（白伦河平时水不深，涉水可过）而来上千的越南边民在东兴镇上做生意，互通有无的繁荣景象，现在没有了，桥从中间断了，河上无人无船了。东兴县的同志告诉我，在越南与美国、南越军队作战时，东兴不只是他们的后方，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被敌军追击时他们就跑过来了。我在沿边境看到的，在许多地方中越边界只隔着一条小沟，不用说跳，只用跨一大步就过来了，他们那边没有居民，只有武装人员活动，而我们这边民宅遍布，甚至有小型工厂。地方同志说，打起仗来，我们虽然地势不利，但有准备。沿途所见，双方虎视耽耽，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中国大使处处受冷遇
大使馆是国家派出机构，它应当作为国家的耳目，了解驻在国的情况，特别是两国关系及与本国有关的动向，及时报告本国政府。这点是当一个大使应该做到的。但是当我到河内后，却被一层冰凉的围墙包围起来。
新到任的大使首先应到驻在国外交部，送交国书及颂词的副本，商谈递交国书事宜，然后由其外交部安排呈递国书时间及程序，这些都是国际惯例。那时越南国家主席是孙得胜，礼宾司的官员告诉我他因年迈不能接受我的国书，改为副主席阮友寿接受。当我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向阮友寿副主席呈送国书、行完仪式后，他同我的谈话是冷淡、谨慎和短暂的，面部毫无表情。其实阮友寿在南方抗美时，受到中国极大的支持，他原来对中国是极为友好的，现在受到了政治上的影响。对于一个原来友好国家的大使，不显示友好只有冷淡待遇。这就是政治。
后来安排我同范文同总理会见，他不但是中国的老朋友，还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奠基者之一，他同我的谈话只是应付，对当时两国间许多重大纠纷闭口不谈。只向我说了两点有份量的话，一是声明外间传说他访问东南亚国家时出卖了印支各国共产党的事，完全是谣言（这件事我国内曾揭露并给予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