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挣取外汇的重要来源。现在我国也是如此。但“文革”中，旅游成了外交的一部分，搞起政治来。
1956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下设了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和中国国际旅行总社，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人们通常称为旅游局）。开展旅游事业的目的是“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建设成就”，在经济上还可以收一笔可观的“自由外汇”。旅游工作开始是学习苏联，接待的旅行者也多半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后来才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1965年文革前十年，旅游局共接待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共约1．9万多人（有组织的旅行团），收入美元745，837元，贸易卢布2，219，589元。
1．“极左”冲击下的“国旅”
文化大革命一来，旅游局的运动同其他部门一样，先是破“四旧”，成立各种造反团体，揪斗本单位又联合揪斗中央各部的“走资派”，后又在本单位内各派之间打内战，联合本市相同派别同异己的派别争夺领导权，一时闹得天下大乱。1970年以后，“文革”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主席又号召派出军代表，在各单位组织“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主持各单位的工作。
旅游局亦不例外。旅游局在1969年来了军代表，要逐渐开展旅游工作。那时，中央和各省市的各部门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但各单位的外事机构取消，原来的对外联系中断。全国进行对外工作的除了外交部外，只剩下对外友好协会和旅游局。外交部是接待建交国家的官方人士，对外友协接待各国的友好团体，此外一切来华外国客人都由旅游局接待。
“文化大革命”轰动全世界，也影响了全世界许多“左”派。青年革命组织，特别是在1972年中美恢复来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要求来中国的人更多了。旅游局亟需恢复工作，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旅游局接待外国人干什么？这是当时恢复旅游工作的一个有争论的大问题，也是对过去及那时的旅游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一来，“极左”思潮批判旅游局是搞“外汇挂帅”，只要经济不要政治，走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待外国人吃吃喝喝、游山玩水，这是“风景出口”，是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旅游，要统统砸掉。旅游局应接待外国的左派，要邀请外国的中下层及友好人士。所谓邀请，就是要请这些人来，一切费用由旅游局支付，有的甚至连来华旅费也由中国出。自然要求来华的人就很多，有的是来学习的，学习中国革命，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有的是来了解情况，“文化大革命”究竟搞了些什么；有的是来摸中国的底，中国究竟成了个什么样？总之，来华的目的各不相同。旅游局接待的方针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要“世界一片红”。
1971年7月外交部人事司的负责同志找我，要我去旅游局负责业务工作。旅游局原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在“文革”期间同其他许多对外机构一样都划归外交部领导，因为外交部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我表示坚决不去。理由很简单，第一我不懂旅游，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二，旅游局内部派别斗争很尖锐，我管不了也不愿管这些事；第三，旅游局有军代表负责就行，何必要我去。这样回绝，拖了几个礼拜。
后来一位部的领导同志对我讲，你还是去吧，这是在周总理那里定下的。他说总理开会要外交部派一位业务干部去旅游局抓业务，军代表只管政治运动，当场就决定要杨公素去。你一定要去，不要周总理再下令，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怀着十分不情愿的心情，于1971年秋去旅游局，当了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抓对外业务。组长是军代表，他后来在1972年调走了，我就当上了领导小组组长。我经常接待外国客人。他们对于中国那时的领导小组弄不清。因为在全国上下，上自各部（除外交部外）下至一个公社，都叫领导小组，分不清上下级。1974年伊朗、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旅游局长去访问，他们一再问领导小组组长是个什么职务，他们便于接待。于是经过外交部正式通知这个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正司级的旅游局局长，这样我的名位在旅游局才定下来。
旅游局在“文革”中有不少的造反派，后来联络成两大对立的两派。自“三结合”以来，军代表为首的领导小组吸收了两派头头参加，原来的副局长已被解放的有两位，加上中级干部代表，组成了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小组。我去后又调来了两位原国务院外办的和调查部的司局级干部参加了领导小组。这样一个领导小组，在对外接待工作上有争论，但不很大，因为关于旅游工作的大小问题，我们都写报告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大家都赞成。旅游局在“文革”以来批判打倒了一些领导干部开除了一些干部，有的带上各种帽子，有的还在下放，有的已被“控制使用”，对这些人的问题一开会就争论不休。好在有军代表管，我可以“不置一词”。1972年以后